《漢書•司馬遷傳》：…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一代宗師－錢穆
錢穆，是我認為，無論是往前百年，或是往後百年，都無人可與之比肩，堪稱國學領域的「一代宗師」。錢穆對於國學&歷史的理解，縱深，極長，視野，又極為寬廣，因此，錢穆的觀點，總會給我耳目一新之感，同時，也會帶給我許多啟發。
錢穆的書，我幾乎每本都讀過，最喜愛的是《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前後，大概買了約15本，特地買來送人），即便每次重讀，依然還是會有第一次閱讀時，那種拍案叫絕之感。除了書裡的內涵，質量非常高以外；錢穆的文筆（我覺得，已堪稱化境），是我一直試圖模仿，卻一直學不到家的風格：「氣息綿長、內斂無華；反璞歸真、大道至簡。」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民國44年，1955，節錄）
（我認為，最精華的兩段，其中一段，是漢代與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另一段，則是唐代的稅賦制度，那段就蠻深的，較不適合做為入門推薦）
但究竟此制僅為一時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藥治某病，病癒即不宜再服。否則藥以治病，亦以起病。迨及晉代統一天下，以迄於南北朝，對於陳群此制，都繼續採用，不能加以更新，這樣毛病就出了。首先是人人想獲大中正品題提拔，便紛紛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全國人才集中到中央，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無才，不論地方行政要減低效率，而地方風俗文化，也不易上進。地方垮臺了，中央那能單獨存在。所以中央集權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這是第一點。再則中央評語，連做官人未做官人通體要評，而吏部憑此升黜，如是則官吏升降，其權操之中正，而不操於此本官之上司。這是把考課銓敘與選舉混淆了。於是做官的也各務奔競，襲取社會名譽，卻不管自己本官職務與實際工作，而其上司也無法奈何他。在陳群時，為什麼要大中正定由中央大官兼職呢？因此當時地方與中央已失卻聯繫，故只就中央官來兼任大中正，好由他推薦他的本鄉人士之流亡在中央者備供中央之任用。但又為何中正簿上定要連做官人一併登記品評呢？因為如此做法，便可把當時已經濫用不稱職的一批人澄清除去。這些都是陳群創設此制時之苦心。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為一時救弊起見，也不算是壞制度。但到後來，因施行的時間空間關係都不同了，而還是照樣沿用，遂終於出了大毛病。
從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但無論如何變，一項制度背後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處則仍可不變。於是每一項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此即是此一項制度之自然生長。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定須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係從現實中產生者。惟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變而來，有其歷史淵源，亦有其傳統精神。今天我們把歷史切斷，一概想要模仿外國制度，明明知道這一制度與現實不配合，卻想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實革命的本質，應該是推翻制度來遷就現實的，決非是推翻現實來遷就制度的。我們此刻，一面既否定了傳統制度背後的一切理論根據，一面又忽略了現實環境裡面的一切真實要求。所以我們此刻的理論，是蔑視現實的理論。而我們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現實的制度。若肯接受已往歷史教訓，這一風氣是應該警惕排除的。在曹操當時，採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於一時，但以後此制度墨守不變，毛病叢出，後來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實這也有些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