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陳允元：保管時間的人──黃得時的演講照片、《寶刀集》及相關剪報（上）

　　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就形式論，其構圖、畫質都稱不上好，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就文史價值而言，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唯一的亮點，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但如果你不認識黃得時，這張再平凡不過的照片，就沒什麼好說的了。可是，就是因為太平凡了，看著這張攝於1981年的照片，我不禁想：坐在底下聽講的年輕的大學生們，知道台上的這位阿伯是誰嗎？我猜不知道。就算是現在的大學生，不給他關鍵字去Google，大概也還是不知道。

　　不過，如果拿這張照片去問臺文系所的人，萬一他剛好是批踢踢鄉民，也許他會這樣回答你：「哇靠，台上的那個人是臺灣文學界的上古神獸！」

　　但如果你不認識他，就算上古神獸來到眼前，你也只當他是路邊平凡的阿伯而已。

　　這是一張不甚清晰的彩色照片。頭髮尚未完全花白的黃得時（1909-1999），霸氣地雙手拄著木製講桌，對台下年輕的大學生演講。黑板前懸掛的地圖裡，有一列傾斜而狹長的島，板書寫著日向、高天原、古事記、天照大神等，猜想是與日本文化相關的講題吧。那是1981年冬，第一屆淡江文學週的演講活動。也是黃得時到淡江日文系任教的第二年。已逾古稀之年的他，前一年，自任教了35年的臺大中文系屆齡退休。

　　照片的前景，是黑壓壓的學生後腦，有些失焦。學生們或望著台上，或低著頭，無法窺見他們的神情。他們知道眼前這位講到眉頭打結、口沫橫飛的阿伯是誰嗎？當然，講者的姓名、所屬的系所及職稱，他們也許是知道的。但「黃得時」三個字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他們大概還來不及懂。他們抬頭仰望，也許是覺得這位講者談日本文化風趣有料，甚至還低頭做筆記。但也許低頭的那個人，是在打瞌睡也說不定。他們太年輕了。且當時還沒有臺文系。不，別說臺文系了。他們連「臺灣有沒有文學」恐怕都不是那麼肯定。或者，不是那麼在意。

　　黃得時似乎想起了什麼，稍稍停了下來。這讓他年輕時就下垂的嘴角顯得更有些嚴肅。1909年出生的他有兩個哥哥，分別叫做逢時、及時。弟弟則叫做當時。這些聽起來有點學問的名字大概不是算命仙取的，而是他那實業家兼漢詩人的老爸黃純青（1875-1956）的傑作吧。什麼是「得時」呢？教育部國語辭典說，得時是「時運正好、走運」的意思。所謂「凡得時者昌，失時則亡」。臺北高校、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畢業的他，可以算是戰前臺灣的一方學霸了。1945年，日本人走了之後，他受教育部委派協同接收母校臺北帝國大學。同一年，他受聘於臺大，擔任教職直至1980年退休。6年之後，他成為臺大首獲榮譽教授名銜者。從個人的境遇來看，黃得時可稱得上是「得時」了。不過，他真正在意的臺灣文學發展，似乎就沒那麼順遂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遇」。1940年代，他即抱著為當時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寫一部「臺灣文學史」的念頭，陸續完成了〈輓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史序說〉、〈第一章　鄭氏時代〉、〈第二章　康熙雍正時代〉等文章。到了國民政府當政的1950年代，任職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期間，他也在機關誌《臺北文物》發表了〈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為曾經努力過的文學運動留點線索。如果文學史是一種時間的技藝，那麼也許可以說：黃得時是日治時期對於「時間」最敏感的臺灣文學運動者吧。儘管自己的新文學創作並不多，但身為臺北帝大文學士，卻想用豐厚的學識與論述，將易逝的時間留住。

　　他是用文學史來保管時間的人。

　　不過對黃得時而言，文學史的價值也許不僅止於為逝去的時間留下紀錄，而毋寧是在時間的遞嬗更迭中持續思考「我們」是誰。特別是這一座島嶼，四百年來並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是在不同時期被納入不同國家的統治之下，成為其殖民母國文學史延伸出來的一小段支流。時間倒回戰前。1943年夏，他在張文環（1909-1978）創立的《臺灣文學》發表了〈臺灣文學史序說〉，針對什麼是「臺灣文學」的主體、什麼樣的對象該納入「臺灣文學史」，有深刻的思考。他說，也許有人會質疑，1895年臺灣改隸日本之前的文學當然是清朝文學的一環，改隸後則被包含在明治文學之中，無須再標新立異思考什麼「臺灣文學史」（這種質疑，是不是跟戰後迄今質疑臺灣文學是否存在的論調有八十七分像？）但黃得時不這麼認為。他說，臺灣從它的種族、環境或歷史而言，都具有獨特的性格，擁有清文學或明治文學怎麼也看不到的獨特作品。「我們相信，一如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之中大放異彩的意義，臺灣文學也具有清朝或明治文學所缺乏的獨特性格，因而撰寫了本文」。黃得時的史論，並非要在文學史中排除掉中國或日本的因素，而是讓它們成為臺灣的一部分。只是，他反對將臺灣視為主體匱乏及文化空白之地的論述。因為那樣的說法，根本是把臺灣當成一塊任人擺弄、無主無魂的塑膠。他在早些之前發表的〈臺灣文壇建設論〉說，一寸的蟲也有五分的靈魂。我們不應貶抑自己，專寫些迎合中央的東西。儘管有人懷疑臺灣作家與環境是否能有能力成為文壇，但黃得時認為這根本不該成為問題：「因為所謂文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作家親自握著鋤頭，流著血汗搬土築成的。」

　　但黃得時不是第一個想寫文學史的人。稍早於他，有另一個人在書齋埋頭寫著臺灣的文學史，並給它取了一個超炫炮的名字：「華麗島文學志」。那是黃得時的老師輩、臺北帝大的日本人教授島田謹二（1901-1993）。和黃得時一樣，島田也強調臺灣的特性：「和內地風土、人和社會都不同的地方──那裡必然會產生和內地不同而有其特色的文學」；只不過，島田不以「臺灣文學」稱之，而是使用了有些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因為「文學史」通常處理的是單一國家、單一民族或單一語言的文學，但作為殖民地的臺灣，並不是那麼一回事。他說：「所謂『臺灣文學』，說到底，是構成日本文學史、支那文學史、乃至荷蘭、西班牙、法國與英國各國文學史之一環的諸要素的的混合」。臺灣是各國的延伸，不能成為獨立的文學史主體。於是島田將臺灣的文學，定位為「日本文學之一翼」的「南方外地文學」。它的存在與意義，必須放在日本文學之中才得以彰顯。在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向前追溯西歐列強乃至於中國「在臺灣」的文學，但主要聚焦於領臺後日本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試圖建構一部有別於中央文壇並能夠為之增色的、南方外地的日本語文學史。戰後，島田引揚回到日本。他從在臺灣的研究經驗出發，奠定了日本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基礎。

　　然而黃得時想建構的，不是什麼拗口的「在臺灣的文學史」或「日本的南方外地文學史」，而是一部堂堂的「臺灣文學史」。

黃得時（1909-1999）今新北市樹林區人，活躍於北台文學場域，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轉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其博學強記，一生獻身報刊編輯與學術研究，不僅在書寫體例上跨越新舊文類，在書寫語言上亦悠遊於漢文與日文，觸角多面，長於創作和研究，寫作面向包含漢詩與雜文、改編兒童文學，亦從事中國文化、台灣文學、鄉土民俗、日本漢學、中日文學文化交流之翻譯、文獻整理和研究，也是自戰前到戰後皆投注在臺灣文學史論述的學者，奠定其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特殊地位。

★延伸閱讀

陳允元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金鼎獎等。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2018，合著）。合編有《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