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107 @ 20200923 論支納粹的起源

[00:05] 主持人：今天想要跟您討論關於匪諜的問題。您之前發推說(Aug 22, 2020)：「匪諜工作是不看左右的，關鍵是要找資源與慾望最不成比例的邊緣人。例如失敗官僚、落第文人、姨太太和私生子是共產國際在諸夏的主要發展對象。……這個定理在歐洲就體現為社會民主黨靠得住，納粹和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隨時可以互換的。」失敗官僚和落第文人，這個我可以理解；但是姨太太和私生子，就離我一般的日常生活經驗實在太遠。請您稍微描述一下，像這樣出身的人，一般的階級習慣和思維定勢大概是如何的？

[00:50] 劉仲敬：姨太太和私生子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現在婚姻制度已經變得不一樣了，所以給人的印象不明確。在家庭本身還是一個封建領地的時候，這些人就是主要的革命者。像莎士比亞的劇本《李爾王》就曾經描述過他們的典型心理，愛德蒙(Edmund)就是私生子。葛羅斯特伯爵(The Earl of Gloucester)曾經說過，他母親年輕的時候非常美貌，讓我得到了很大的快樂，然後終於在自己的暮年之際被自己的私生子出賣，失去了視力，變成了一個極其可憐的老人。這隱隱之間就體現出上帝的公正，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曾經犯下的罪而付出代價。如果他自己不是首先踐踏神聖婚姻的話，也不會留下這個私生子。這個私生子為了奪嫡，自然而然跟王國的篡位者連在一起。正統派支持正統派，伯爵為了維護李爾王而受到幾個叛逆的公主的迫害。而正在這個時候，他自己家裡面的私生子為了奪取嫡子的地位，也就加入叛徒的行列來迫害他。

[02:04] 這是典型的私生子心理。他自己就在家庭內部，但是卻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沒有固定地位，完全依靠別人的寵愛。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產生激進思想的源泉。地位穩固不穩固，物質條件高不高，這是兩回事。只要地位穩固，即使物質條件不高，立場也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保守是因為他有固定的既得利益。沒有既得利益，就會像主父偃那樣。主父偃是一個游士，他的想法就是，只要在生的時候能夠享受大臣的待遇，死的時候被皇帝拋進鍋裡面煮也沒有關係。他的利益完全取決於皇帝的一顰一笑。同樣，姨太太和私生子就是這個樣子的。他們跟法定婚姻受到教會的保護不一樣，他們沒有法定地位，完全看男人喜歡不喜歡他們，所以他們必須挖空心思去討好男人。因此，這種心態就會養成孔子通常稱之為小人的心態。我們要問，孔子所謂的小人是什麼？君子就是貴族的兒子；小人就是沒有貴族身份的人，所以他才會變成投機分子。這裡面本身就是階級問題。比如說很多詞彙就是這麼來的，什麼叫被卑鄙？卑者，卑賤。鄙是跟國人相對的鄉野鄙夫的鄙。卑、鄙兩個字連在一起，就是下等人的習慣。下等人的習慣就叫卑鄙，上等人的習慣就叫高尚。高尚和高貴都指的是上等人和貴族。

[03:49] 後來啓蒙運動以後所謂的「一個人是由自己的行為決定的，而不是由自己的出身決定的」，這本身就是反映了舊貴族階級的解體。可以說是對應於少年維特的那樣一撥沒有舊家世背景的資產階級子弟，對應於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這批新興中產階級。他們就開始提出，舊制度所提倡的那種以宗教和階級為標準的判斷道德方式是不對的。例如喬治·艾略特就說：宗教是可疑的，但是義務是神聖的(「God, immortality, duty – how inconceivable the first, how unbelievable the second, how peremptory and absolute the third.」)。這就是要把義務跟宗教剝離開來。這就是哲學家康德所在的時代，她跟康德在哲學上的地位在精神上是對應的。康德的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在不提基督教本身的情況之下建立哲學體系，把基督教推到背景當中去。這就是對應著艾略特的時代。維特所代表的階級就是，我的行為比貴族更加高尚，但是我的出身不是貴族。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時代。照席勒詩歌的說法就是，理性要解放，而無邊的慾望也要解放。兩者都在法國大革命當中初露端倪，下一步的禮崩樂壞就是資產階級的夢想破滅。事實證明，沒有家世背景而行為高尚的人也是有的，有家世背景而行為卑鄙的人也是有的，個別現象總是有的，但是個別現象不能代替整體。當社會整個取消了家世背景以後，過去貴族時代被認為是高尚的那些行為整體上來講也都會變得無法維持了。特例終歸不能代替一般。

[05:47] 在資產階級講究的那種「沒有家世背景，憑借自己的道德義務而行為高尚」的背後，就是無產階級和禮崩樂壞，赤裸裸的人欲橫流的時代，赤裸裸的互害社會的時代。在康德和啓蒙思想家把上帝推居幕後、只講義務不講上帝以後，就會出現無神論者的時代。於是，啓蒙思想家的道德義務也無法維持了。這恰好就是孔子和他的時代、馬基雅維利和佛羅倫薩人曾經目睹過的，文明由解放而推向滅亡。解放的第一階段就是，理性獲得解放，各種才藝極大地發揮出來；第二階段就是，無邊的慾望也獲得解放。你突然發現，人類的大多數是根本沒有什麼潛在的才能需要解放、能夠解放出來的只有慾望的無產階級。這些人被解放出來以後，整個社會都趨於毀滅了。最後的聰明才智不再是探索自然規律的聰明才智，而是馬基雅維利式的、尋找人性弱點、相互坑害的聰明才智。這個聰明才智在歷史上閃耀了半分鐘以後，就淪入無邊的黑暗之中。完全不懂得這一套、只覺得你們都是一些卑鄙下流的下等人的蠻族長驅直入，把所有幸存者（如果還有幸存者的話）貶為下等人。這個故事在人類的文明當中是反反復復出現的。

[07:15] 私生子是沒有固定階級地位的人，他不像是擁有永佃權的佃農。他住在老爺的府第裡面，跟老爺本人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但是他隨時都有可能一無所有，連一片可以永租九十九年、傳給子孫的租地都沒有。而那個佃農儘管吃不到老爺的伙食，吃的是粗糲的伙食，但是他卻並不害怕老爺。這片土地是我的祖爺爺跟你的祖爺爺有過過命的交情而得到的，你小子是不敢背叛你祖宗定下的規矩的。如果你敢背叛的話，我會在莊園法庭召集陪審團。而陪審團的陪審員，按照同階級審判的原則，就是跟我一起享有永佃權的佃農。他們肯定會說，你這個不肖的小爵爺背叛了老爵爺定下的規矩，判處你打官司失敗。所以他並不害怕爵爺，他只是吃得比爵爺差、穿得比爵爺差，但是他的地位可以傳給子孫後代，是永遠靠得住的。而你今天跟爵爺過著一樣的日子，你不知道在爵爺死了以後太太會不會把你這個情婦生的兒子趕出去，小爵爺繼承爵位以後會不會把你這個私生的兄弟趕出去，那麼你的行為必然會像是莎士比亞描寫的愛德蒙一樣。

[08:41] 在爵爺還能站得住的時候，愛德蒙表現為無原則的諂媚，就是孔子所描繪的那種「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的「姑息」。有繼承權的人，就會像寇蒂莉亞公主(Cordelia)和肯特伯爵(The Earl of Kent)一樣：我是正統貴族，國王要做出荒謬的決定，我就犯顏直諫，我不管國王高興不高興，因為我也是貴族。但是像愛德蒙這樣的小人，在國王即將做出要讓自己倒霉的愚蠢決定的時候，他就站出去拍國王的馬屁，說「國王英明得很吶，千萬不要聽這些討人嫌的話，你就這麼做好了」。然後國王做出了荒謬的決定、真的倒霉的時候，事實證明，追隨他流亡的忠臣就是當初說壞話的那些人，而那些人就是正統貴族；而當初拍國王的馬屁、讓他做出荒謬決定的人一翻臉，馬上就加入了迫害國王的行列。為什麼？因為他們原先的地位就是依靠拍馬屁而得到自己不應有的東西，然後在拍馬屁的對象倒台以後，他們必然要反過來，同樣為了得到自己不應有的東西，去拍篡位者的馬屁。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的目的都是得到不應有的東西，那麼對象是誰還有什麼關係？

[09:59] 那麼我們反過來想，寇蒂莉亞公主和肯特伯爵，包括地位低下的喜劇演員小丑，都有世襲地位。公主和伯爵可以說是貴族，喜劇演員就不能算是貴族了，但是他在封建制度之下也是有世襲地位的。就像是黎錦揚的《土司與他的秘書》裡面描寫的那些滇緬邊境上的土司，他們家裡面的管家端盤子什麼的都是世襲的，不是雇傭來的，是不能夠隨便解雇的。其實，方土司家裡面的那些人跟神聖羅馬帝國的那些選帝侯是一樣的。神聖羅馬帝國選帝侯的正式稱呼是極其滑稽的，就是為皇帝端酒杯的大臣。神聖羅馬皇帝的基業由於查理曼的緣故，做得很大，而方土司他們家只有一個村子，但是封建制度的本質都是一樣的。神聖羅馬皇帝的選帝侯理論上是替他端酒杯的人，當然事實上後來他們也不端酒杯了，但是這個選帝侯要選舉皇帝的繼承人，是皇帝不能撤換的。方土司家裡面的管家和花匠之類的，也是這樣的世襲的角色。李爾王宮廷裡面的小丑也是這樣的。他們的位置是固定的。

[11:17] 他們維護的不是國王本人，而是國王所象徵的那種封建制度。當國王本人違反憲法的時候，他們也要出來反對國王。這就是所謂的忠義，忠義就是子產和孔子講究的那種維護禮樂。這個禮樂，他們為什麼要維護？現代人對詞彙的理解已經受到啓蒙知識分子的嚴重污染，所以他們以為高尚是心靈的高尚。這個概念是雨果那個時代的浪漫主義文人發明出來的。但是，高尚的意義就是高貴，高貴的意義就是維護階級特權的意思，說白了就是這個意思。孔子嚷嚷著說禮崩樂壞，就是季氏作為一個卿士，你不能夠隨隨便便用天子的禮樂。我要維護所有人的階級地位，讓所有人各得其份。各得其份，但是利益不是完全相同的。地位越高貴的人，既得利益就越大。什麼叫做行為高尚？就是上等人維護上等人的階級特權。當然，這不是說下等人就不維護了。佃農和低級騎士這些人也要維護自己的階級特權，而他們的階級特權是跟上等人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低級行會也會跟高級行會一樣，鞋匠會跟銀行家一起維護米蘭或者佛羅倫薩的自由，反抗神聖羅馬皇帝。但是他們出的錢會少一些。銀行家出很多錢，鞋匠出很少錢，但是他們會同心協力維護共和國。這種行為就叫做高尚，因為他們在這個體系中都有既得利益。

[12:55] 而姨太太和私生子是游離於體制之外的人，教會不承認他們的婚姻，他們所做的事情是被社會譴責的。但是由於爵爺本人的男人私人弱點，人性的腐敗和罪惡有了生存機會。雨果那個時代的文人喜歡描繪，出身卑賤的人有高尚的情懷，出身高尚的人反而如何如何不行，證明私生子也是好的，諸如此類。但是這種事情其實不符合大多數人類的經驗。中世紀的人的看法就是，你的出身已經決定了你是壞人，私生子是乾不出好事的。如果用現代人的那一套博弈和演化的理論來衡量的話，他想要做好人也是做不了的。在他所在的環境中間，做好人就是讓他自己不存在。「要讓自己存在」這個事實本身，就必須像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說的那樣（注：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八章）：不合法的權力只要存在，就必須不斷地顛覆合法的權力，直到合法的權力完全不存在，否則它自身就會不能存在。只要一個系統之內有了不合法的權力，那麼兩者之間總會有不斷的鬥爭。不可能說是，不合法的權力站到了一個地方就能夠自己維持得住。不是的。它如果不顛覆的話，它自身都會維持不了。最終不是不合法的權力顛覆了合法的權力、建立一個新的系統，就是不合法的權力自身被消滅。

[14:26] 所以，君子防微杜漸，你一開始就不要去找姨太太。找姨太太，就預示著未來（哪怕是你自己見不到的子孫後代）要因此而敗家。孔子在論證魯國政體的時候就說，魯國的寡頭政治正是由於早已去世多年、自身沒有嘗到惡果的魯君沒有堅持周禮原則的緣故。他如果是一個堅持周禮原則的人，就不會這樣。葛羅斯特伯爵如果當初尊重他的合法婚姻，後來也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李爾王如果尊重神聖的王權，後來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防微杜漸就指的是，你不能夠把體制本身不能容忍的因素引進來。如果引進來以後，他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除了顛覆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他沒有別的選擇，博弈會使他做出相應的事情。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符合人人各安其份的封建規範就叫好，擾亂這個規範就叫壞。你引進一個規範裡面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就像是你在一個收拾好的房間內部另外放上一個球，這個球放在哪裡都不合適，你要麼把它扔出去，要麼無論怎麼安排都會出問題。人是活的，他在跟社會進行不斷反饋的過程中自動就會變成壞人。

[15:50] 這個「壞人」，當然是各安其本分的社會大多數對他的看法。他對自己的看法很可能就是像《名利場》中的利蓓加(Becky Sharp)對自己的看法那樣。我如果有五千鎊收入的話，我也不用做投機分子了。但是既然沒有，在系統中沒有我自己的地位，那就叫做「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不能安守自己的階級本分。私生子和姨太太的糟糕之處就是，他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人。不是說下等人想要向上爬、因此不擇手段，而是他就根本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說是，下等人如果安守本分、不往上爬，生活過得苦一點，還是能夠存在的；而私生子和姨太太的特點就是，他就不應該存在，他不存在一個可以安守的本分。哪裡是他的本分呢？他的本分應該是一個被排到下水道裡面的精子。他能夠回到下水道裡面去嗎？不能。讓他安守本分，就是讓他不要活著；他活著，就只能不安本分。那麼既然橫竪都要不安本分，他只能夠發揮他的破壞特長。禮崩樂壞得越厲害，對他就越有利，他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機會。所以，他的利益跟社會解體是聯繫在一起的，他是天然的革命家。

[17:12] 下等人也許會為了向上爬而不擇手段，但是可以想象，大多數下等人是寧願維護階級規範，以便維護自己有保障的生活的。這就是為什麼行會是保守的共和主義者。而老爺府第裡面的家庭女教師和私生子這些角色，他們的特點是什麼？他們是統治階級的邊緣。他們瞭解統治階級的秘密，而且僕人眼裡面是沒有英雄的。他們最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跟所有人一樣，都是充滿罪惡和弱點的，不斷做出這種或那種事情。那麼你憑什麼還要統治呢？因此他們懷有最大的嫉妒心理。而且他們有一定的統治知識，因此他們是天生的革命者。而下等人反而不是。下等人遠離統治者，所以他們不大能夠看到統治者的陰暗面，而是按照傳統規範和政治神話，認為王者受命於天，上等人就是天生的上等人。而且，維護這個規範對於維持我的穩定生活也有一定的既得利益。

[18:18] 社會民主黨的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自由主義者是討厭工會的，因為工會違反了勞動自由，工會是一個中世紀殘餘。在他們的反封建運動當中，貴族和工會都是一樣的。貴族是世襲的，而資本家是人人都可以當的。工會跟貴族是一樣的，所以工會往往是站在貴族一邊的，是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的敵人。但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為了自身互助和增大自己的集體博弈力量，自然而然傾向於結社，因此才會產生像社會民主黨這樣的組織。特別是在城市內部舊的教會和教區組織失靈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就產生了。它跟自由主義的組織不一樣，而跟教會和封建領主一樣，它是跨代包辦的。社會民主黨是包辦你的業餘活動和下一代教育的。

[19:16] 我們要問，在他們進城以前，這些事情是誰乾的？是教區牧師乾的。那麼為什麼城市裡面沒有相應的教區牧師呢？因為國教會的牧師沒有這方面的動力。在沒有國教會或者國教會勢力不強的地方，就會有人來開發這個市場，那就是小說《亞當·彼得》(Adam Bede)裡面描繪的那些野牧師。那些牧師就是切斯特菲爾德勳爵那些人最瞧不起的人。《亞當·彼得》這部小說一開始的時候就冒出一個女牧師，對工人階級群眾傳道。這就是離經叛道。跟今天不一樣，當時是沒有女牧師這個事情的。所有教會都拿著聖保羅或者其他什麼人的意見，說女人是不能當牧師的。但是這些野教會卻可以讓女人出來傳道。衛斯理宗今天顯得是非常保守而正派的樣子，但在當時就是這些野教會當中的一員，是被上等人所瞧不起的。

[20:11] 但是，這些人搞出來的社會組織，對他們自身和他們所保護的工人群眾雙方其實都是有利的。工人群眾需要組織，或者說需要有一個保險系統。單純的工人和工人組成的保險系統是沒有多少生存能力的，因為他們很容易誰也信不過誰。但是教會搞起來的組織卻會靠得住得多。而教會因為得到了這些基本群眾，從世俗的角度來講，顯然撈到的錢也是不少的。大家都知道，就像是《萬能管家》那部電視劇中所說的那樣，一個瘋狂發表各種演說的野牧師，在美國市場上撈到的錢是很多的。他搞出來的那些東西，文學價值非常低，從神學上講近乎胡說八道，但是賺錢比詩人之類的要多得多。

[21:03] 像這樣的野牧師市場，保證了英美城市工人階級和下層社會產生出傳統的國教會根本瞧不上的各種組織。像十九世紀末期的救世軍，那就是布斯夫婦(William and Catherine Booth)根據倫敦市貧民窟的悲慘情況設計出來的，專門為他們提出的。它就公開聲稱它不講神學，但是它講黑社會。如果有一個男人騙了女人，然後又不養她的孩子，它就做出今天費拉右派說是穆斯林和沙裡亞法學家會做的事情，救世軍的軍官會找上門去揍那個男人。於是，上等人對它這種行為自然是十分看不順眼。跟達爾文合伙推動演化論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就專門寫文章來罵救世軍，說救世軍跟黑社會有什麼不同。如果是現在的話，他就會說你他媽的跟塔利班有什麼不同。但是，這種事情就是下層階級的造法。

[21:56] 我們要注意，上等人不會說，你誘騙了一個女人，讓她生出了孩子以後又拋棄她，是一件很正確的事情。但是按照他們這套文明和法治的理論，你他媽的為什麼不去請律師呢？人家要是請得起律師，一開始也就不會鬧出那麼多事情了。救世軍為什麼不去請律師，直接派人去打呢？因為他們都是窮人。救世軍是窮人的互助組織，他們全都是由請不起律師、但是覺得世界上應該有一點正義和規範的人組成的，所以他們乾出來的事情在上等人看來就跟黑社會沒有什麼區別。但是，救世軍這麼經營，自然會在下層社會、乃至全世界傳播。例如，老舍的小說中就寫到北平的救世軍乾了什麼什麼的，包括跟現在的沙裡亞法學家一樣，干涉了一個想要娶姨太太的猥瑣男人的猥瑣事情。從這也可以看出，救世軍是不大會玩上等人的把戲的，但是它對於下層群眾（特別是婦女）最關心的那些事情是有能力輸出秩序和正義的。這樣做自然會使它的組織做大，做大的結果就是，它必然會像是有很多客戶的企業家那樣賺到很多錢。因此，現在的救世軍過了一百多年以後又顯得非常之體面了。我估計，現在它遇上當年赫胥黎所說的那種情況的時候，又會像赫胥黎一樣說，你去請律師呀。然後請不起律師的人不會去找它，說不定他們就去找穆斯林了。世界的演化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展開的。

[23:28] 如果說為什麼德國社會民主黨聲勢特別大，那是因為新教系德國國家的教會多半是官辦的，從屬於國王的路德派教會。他們在開發新興市場方面反應遲鈍，因為他們是准國家公務員，他們不像英美那些野傳教士那樣迅速抓住商機、去開發新興市場。於是這個新興市場就由社會民主黨開發了，產生了強大的工會組織。但是這樣的結果就是，這些強大的工會組織在俾斯麥時代推行福利國家的時候，在魏瑪共和國的時代，在魯登道夫推行總體戰體制的時候，就漸漸變成了國家的合伙人。第一個步驟是俾斯麥推行的全民保險。第二個步驟從歷史上來說是最重要的，就是全民戰爭。全民戰爭要求計劃經濟，要求使用武器動員軍隊的國家，生產軍火和戰略物資、經營鐵路和交通設施的企業家，以及工會之間的三角合作。這個合作是嚴重違反自由主義者的理想的，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合作的話，就沒有辦法實行總體戰。而德國是總體戰的模範國家。實際上，所有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在一戰時期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這就是列寧同志痛心疾首的。所謂社會沙文主義是什麼？就是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組織的體制化。這個體制化對於他領導的以浪人知識分子和恐怖分子為主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打擊，把他們排斥在工人階級的主流以外了。

[25:15] 主流的工人階級在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之下，變成了國家的重要部長。而且同樣也是違反自由主義規範的，他們可以不通過投票，而通過協商否決的方式，就否決國家的重要政策。在議會上可以通過的政策，如果你不跟社會民主黨和工會打交道的話，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如果沒有工會的支持，武器和彈藥是不可能按期送達前線的。沒有鐵路工人的支持，軍隊和給養沒有辦法運到前線。鐵路工會的權力比部長要大得多。在議會中有二十個席位的政黨，在臨時政府、沙皇政府或者貝特曼·霍爾維格的德國政府當中擔任部長，但是你提出的決議可以被首都工會或者鐵路工會一票否決。這些人在國會中沒有一個議席，手中只有幾千個工人，但是他們能夠讓你的火車停止運轉。在這種情況之下，後來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局面實際上已經基本成熟了。只不過大多數人基於習慣，還認為沙皇和凱撒才是主人，至少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國會的議員和大臣就是主人。但是實際上，他們已經是各主要工會手裡面玩弄的傀儡了，只是這些工會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力量。

[26:41] 但是反過來，正因為如此，這些工會對於本國的勝利是有一定的利益關係的。這就產生了列寧所譴責的革命復國主義，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提出的革命復國主義。推翻沙皇以後，我們仍然要為協約國進行戰爭，因為這個國家機器裡面有我們的股份。冠冕堂皇的話就是，德國是一個專制國家（當然這不完全是事實），如果讓德國人勝利，專制主義就要在俄國復辟。德國人肯定會擁護他們的表親在俄國重新當權，復辟君主制。所以我們要支持英法民主國家，通過戰爭實現全歐洲的民主。這叫革命復國主義。列寧最痛恨的就是革命復國主義。照他的看法，這就是修正主義。事實上也是。這使工人階級及其組織變成了自由派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附庸，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執行本質上是屬於資產階級共和國改良主義的政策。

[27:46] 當然，體制化最深的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德皇退位以後，社會民主黨領袖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當上了總統，社會民主黨鎮壓了共產黨的暴動。魏瑪共和國實際上是社會民主黨的產物，而不是德皇舊封建勢力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產物。這是因為總體戰在總體上來講是有利於工會的，它使工會變成了國家體系當中最關鍵的一部分。別人的否決權是沒有用處的。比如說很有教養的資產階級、教區牧師、拉丁文學者這些人，你們能夠領得到配給口糧、不餓肚子已經很了不起了，國家不是依靠你們運轉的。國家是依靠軍火廠的工人和鐵路工人運轉的。如果說在封建時代最重要的人是挺槍備馬上陣的騎士和他的鐵匠，那麼總體戰時代最重要的人就是鐵路工人和軍火廠工人，他們才是新時代的主人。這些新時代的主人建立了魏瑪共和國，把社會民主黨變成了魏瑪共和國的主要執政黨。因此可以想象，無論他們自己過去的意識形態是怎樣，他們是不會願意捨棄魏瑪共和國的。這個共和國就是他們自身的產兒，而且他們已經大量參股。

[29:12] 這時候的革命力量是什麼呢？就是非工會的工人、遊民和政治煽動家之類的角色。還有特別重要的就是，在第二帝國時代其實階級地位高於工會工人的、破產的、找不到工作的資產階級子弟。比如說，拿著博士學位而找不到工作，比起那些壟斷了勞工市場、有保證找到高薪工作的鋼鐵工人實際上是更慘一些。但是由於他是資產階級子弟，而且還拿著拉丁文的博士學位，他絕對瞧不起那些不會拉丁文、高中畢業就去做工的鋼鐵工人。但是這些鋼鐵工人操縱了國家的政策，而且有穩定的工作機會。工會是有作用的，但是正如自由主義者正確指出的那樣，工會實際上犧牲的不是資本家的利益，而是非工會工人的利益。行會壟斷勞動權，以維持行業內部的團結和福利為說辭，實際上是在犧牲非工會工人的利益。而這些非工會工人往往是外來人，本地人不在乎你的死活，所以這樣更容易使工會的壟斷成功。工會的壟斷越成功，勢力越強大，失業率就越高，年輕人就越來越難以找到工作，找到工作越來越變成工會大佬的一個特權。

[30:38] 如果你自己就是工會子弟的話，你找到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不需要受很多教育。你與其花十二年時間讀一個博士還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還不如高中畢業以後就找我爸爸的工會幹事長朋友，立刻就把你遞補到克虜伯鋼廠去當工人了。克虜伯家族跟工會達成協議，我們用的工人都由你們工會負責包辦，我們資本家不管，只要你們能夠維持生產質量就行了。因此，克虜伯鋼廠的就業權實際上並不掌握在資本家手裡面，而是掌握在跟資本家達成協議的工會手裡面。而工會的壟斷和排外比資本家要厲害得多。例如，愛爾蘭工人是排擠華工的主要勢力，而資本家是引進華工的主要勢力。今天鏽帶的工人支持川普，而華爾街的資本家支持中國的血汗勞工，也是同樣的格局。資本家是希望無組織工人越多越好；工會是要求有組織工人犧牲無組織工人的利益，跟資本家達成協議。因此，工會發達的地方，像社會民主黨的德國這樣的地方，失業率就特別高。

[31:45] 非工會工人往往是跟工會工人在種族或其他方面不同的外鄉人，或者是不同階級的人。例如，破產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子弟，特別難以找到工作。我們要注意，這種人的階級仇恨是極深的。我們本來比工人階級地位高，現在淪落到連工人階級都不如。那麼他們支持誰呢？他們最有可能支持希特勒，也最有可能支持共產黨。共產黨是失業知識分子的天堂。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施特拉塞爾(Otto Strasser)都是很有可能加入共產黨的人。知識分子是什麼？知識分子就是統治階級的外延。「我是國師啊！我讀了這麼多拉丁文，我不是國師誰是國師？」但是地球上需要幾個國師呢？位置早就填滿了。等到教育一普及、大家都是國師的時候，大部分國師都找不到工作了。萬惡的社會！然後我找一個理由來指控這個萬惡的社會。這個理論是什麼其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這個理論要證明現有的社會是萬惡的社會，然後我在反對黨裡面就可以當國師了。

[32:49] 準確地說，這個反對黨要解釋成為反體制黨。反體制黨和反對黨不一樣。所謂國王陛下的反對黨，那就是說它是一個建制內反對黨的意思。它是反對黨，但是它跟國王是可以合作的。社會民主黨即使是在在野時期，它也是一個建制內反對黨。而共產黨是一個建制外反對黨，納粹黨也是建制外反對黨。這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民主制度的虛偽性了。真正的衝突不是發生在建制內反對黨和建制內執政黨之間，而是發生在建制和建制外之間。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反對派是在進行表演，它欺騙人民，使人民相信他們是反對國家的。但是，他們進入國家體系以後，頂多搞一點細枝末節的改良主義，因為他們自身就是建制的一部分。哪怕他們是在在野時期，他們也從體制得到了很多好處，比如說選舉失敗以後還可以拿補助金，諸如此類。但是建制外的黨派就是被所有人排斥的。他們反對的並不一定是具體的執政黨，比如說他們反對的是魏瑪共和國的國家體制。社會民主黨如果下台的話，它就是反對黨，它的目的是在魏瑪共和國當上執政黨；而納粹黨和共產黨的宗旨是，不讓魏瑪共和國繼續存在。

[34:15] 但是，魏瑪共和國還是容許他們以反對黨的身份存在。如果是聯邦德國的話，很可能是不會容許的。當然，那也是經過希特勒以後的事情了。這就是所謂的防衛性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定義了。這就是一個共同體邊界的問題。要不要容許建制外勢力以合法政黨的身份存在呢？例如，美國在二十年代初就不容許共產黨存在(First Red Scare)，因為共產黨不是追求執政的，它是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但是有的時候美國也容許共產黨存在，儘管按照嚴格的憲法解釋可能是不能容許的，例如四十年代就是這樣；然後麥卡錫時期又不容許他們存在了(Second Red Scare)。是否容許建制外黨派存在的這個邊界問題，骨子裡講是一個統戰問題，準確地說是一個政治性的憲法解釋問題。

[35:05] 而三十年代德國的情況就是（這跟工會本身的勞動權壟斷有關係），大量的小知識分子和無業遊民存在著，這些人是納粹黨和共產黨爭奪的對象。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它們兩黨的勢力被壓縮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經濟形勢壞的時候，由於魏瑪共和國的經濟是依靠美國貸款維持的，美國市場的崩潰迅速導致了德國產業鏈的全線崩潰。這時候，社會民主黨擁有的勞工特權，在中下層群眾的眼裡面，簡直比過去的貴族特權還要可惡了。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出身世家子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很有錢，憑力氣就能吃飯，現在不得不出來尋找一個打字員的職位卻找不到，只得沿街賣淫。這些人最終都會變成納粹黨員或者共產黨員，他們最終會選擇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斷的手段為他們伸張正義的黨派。

[36:11] 如果大蕭條提前十幾年發生，比如說在1924年或者1922年發生，那麼勝利的大概就是共產黨了。二十年代的蘇聯還是德國革命家（至少是德語革命家）的殖民地。列寧本人就是拿著五千萬金馬克、受德國間諜和社會民主黨的帕爾烏斯(Alexander Parvus)資助的人。共產國際的工作語言是德語，列寧本人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都渴望在德國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把總部遷回到德國，俄國這樣一個邊遠農村地帶並不是他們心目中的家園。托洛茨基心目中的家園是維也納的咖啡館。他老人家當革命新聞記者的時候，當時奧地利的大臣去上班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名言：「那麼誰來負責發動革命呢？難道是坐在對面咖啡館的那位誇誇其談的布隆施泰因先生嗎？」布隆施泰因就是托洛茨基的本名。在十九世紀末期的人的觀點來看，偉大的托洛茨基同志只不過是一個我們今天網絡上所謂的嘴炮分子和鍵盤政治家而已。當時沒有電腦，只有打字機，他老人家就是在咖啡館裡面啪啪啪按打字機的那種人，跟今天在網絡上啪啪啪按鍵盤的人沒有什麼區別。最後他變成了一個殺人如麻的革命領袖。這一點不是托洛茨基本人造成的。像他這樣的人，今天還有很多，任何時候都有很多。他們沒有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以未能變成托洛茨基，但是他們都有變成托洛茨基的潛質。

[37:51] 在二十年代，大蕭條本來是應該發生的。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為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的緣故，美國的過剩資本大量地湧入了歐洲，美國的剩餘農產品大量地湧入了歐洲。這批剩餘農產品的意義就像是川普賣給中國的大豆一樣。如果當時不來，歐洲會陷入普遍的飢荒當中，普遍的飢荒會導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而布爾什維克本來就是德國人。二十年代的布爾什維克搬到德國，在德國總部建立革命基地，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仍然是德國領導俄國，俄國仍然會變成一個革命的邊區，像是蘇聯人看待哈薩克或者吉爾吉斯那個樣子。所以，這時候的德國革命勢力是很有可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能夠幸存，是由於美國貸款和美國糧食的緣故。美國貸款和美國糧食延了魏瑪共和國和社會民主黨二十年的命。

[38:50] 但是到三十年代，情況不一樣了，我們敬愛的斯大林同志已經當權了。時代是非常微妙的。以前有一個老白軍戰士在三十年代對納粹軍官（估計是普魯士東部貴族軍官）曾經說過，你們來晚了二十年。二十年前你們來的時候，我們白軍一定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我們要保衛我們的俄羅斯祖國母親。你們來晚了二十年。三十年代，情況就要有利於納粹黨而不是有利於共產黨了。三十年代的共產國際，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相繼垮台，斯大林把老近衛軍（也就是革命恐怖分子）殺得乾乾淨淨。

[39:39] 我們要注意，斯大林在蘇聯就是一個忽必烈式的人物。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可汗是為蒙古的利益而征服中國人；而忽必烈是一個被中國人統戰的蒙古可汗，用中國人的財物去賄賂蒙古的親王，反過來依靠中國勢力來打壓蒙古勢力。斯大林就是布爾什維克體系裡面的忽必烈。他是一個可憐的土鱉，一個高加索人，比一般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羅斯人還要落後，沒有喝過洋墨水，德語和法語全都狗屁不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他的理論水平跟nothing沒有什麼區別。偉大的知識分子布哈林認為，我們支持斯大林是對的。托洛茨基是一個理論家，而斯大林什麼也不懂。我操縱不了托洛茨基，但是斯大林還有能耐跳出我的手掌心嗎？斯大林上台，是屁也不是、但是很不幸人數佔了絕大多數的俄羅斯本土工農幹部的結果。忽必烈之所以能夠上位，是因為征服了中國以後，蒙古帝國的下層人員畢竟還是大金國遺留下來的人。上層貴族再牛逼，人數還是比較少。削奪上層貴族的特權，是很得下層官吏歡心的。斯大林同志搞死老近衛軍，也是很受那些除了俄語以外不會講其他語言、拿上本土的麵包配給證就十分得意的本土幹部的支持的。斯大林已經把他們搞死了。如果在三十年代德國共產黨獲得成功的話，那就意味著德國變成俄國的附庸了。

[41:13] 我們要注意，1920年代的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像是蒙哥可汗時期的大蒙古國政府一樣，是以德國人為主的國際共產主義勢力對俄羅斯的殖民。他們鎮壓得最狠的就是不忘記沙皇光榮的大俄羅斯分子。相對而言，同樣是資產階級分子，哈薩克和高加索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還是要像對待國民黨一樣扶植他們。為什麼？因為他們勢力很弱，而且跟大俄羅斯分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支持國民黨是可以的。國民黨雖然是資產階級，但是它有能耐推翻我們蘇聯共產黨嗎？沒有能力的。但是大俄羅斯分子和白軍將士是有能力推翻我們蘇聯共產黨的。我們支持那些沒有能力推翻我們的資產階級，反對那些有能力推翻我們的資產階級，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42:02] 但是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已經初見成效以後，共產國際變成了國民黨經常指責的那種蘇聯推行外交的機構，共產國際變成了犧牲外國利益以維護俄羅斯利益的機構。就像是，忽必烈時代的大元國變成了犧牲海都和蒙古各藩的利益來維護中國利益的工具。所以，元朝和清朝變成了中國的王朝，乾隆皇帝和忽必烈皇帝變成了開疆拓土的偉大皇帝。忽必烈用蒙古人的殘餘勢力為中國開疆拓土，斯大林也是在利用共產國際的殘餘勢力為俄羅斯開疆拓土。這在雅爾塔會議上表現得非常明顯。他開始按照沙皇的方式推行外交，利用共產主義的國際勢力，利用外國共產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力量，來削弱外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維護俄羅斯的國家利益，甚至不惜犧牲外國共產黨的利益，例如出賣了希臘革命。如果不是因為毛澤東極其狡猾的話，斯大林本來也是準備為滿洲革命而出賣中國革命的。斯大林時代的特徵是要讓國際共產主義為俄羅斯國家利益犧牲，而二十年代是俄羅斯的利益要為世界革命犧牲。這就跟忽必烈前後的蒙古帝國的內部革命替代是相同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已經不可能跟納粹黨競爭了。

[43:35] 我們要注意，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不喜歡談那些經驗性因素的，例如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之類的。革命由誰來領導？在二十年代，沒有問題，德國人領導。無論革命在德國爆發還是在俄國爆發，都是德國人在領導。在三十年代，如果德國共產黨得勢的話，那麼德國就要變成俄國的附庸國了。如果你要想讓德國維持領導地位的話，那就只能支持納粹黨而不能支持共產黨了。納粹黨的勝利要求軟弱的中歐各小國（例如羅馬尼亞）變成德國的附庸國，而斯大林的勝利讓它們變成了俄國的附庸國。這一點在純正的自由主義者和純正的共產主義者看來都是不應該存在的，但是在現實政治當中卻是最重要的因素。納粹可以復興德國，因此他們能夠像是布爾什維克使用朱可夫那樣，把普魯士軍官領導起來。而普魯士軍官是絕對不能接受德國共產黨的。德國共產黨只能夠消滅普魯士軍官團，讓德國的資源變成俄國的一個附庸。因此，德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是一個賣國集團，而納粹黨卻是一個使德國稱霸的集團。你要是讓王明今天到中國共產黨內來爭當總書記，他一定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能獲得勝利。同樣，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只有日耳曼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獲得勝利。如果沒有這一條的話，任何人都不能獲得勝利。

[45:15] 所以，納粹黨是「民族社會主義」。「民族」這個詞非常重要，「民族」這個詞使它可以整合資本家和軍官；而如果沒有「民族」這個詞，講國際主義，這就意味著德國共產黨和德國國家利益要為蘇聯俄羅斯的利益做犧牲。我們要注意，納粹顯得比蘇聯寬容，也是因為這一點。而今天的習近平政權會變成納粹政權，也是因為這一點。資本家和政權的關係是什麼呢？如果要砍掉資本家的頭，或者至少要把他們的官罷掉，在黨委書記的領導之下一切國有化，那是共產黨。納粹黨是不乾這種事情的，納粹黨連公私合營都不乾。納粹黨只是派一個代表，在你的企業里建立黨組織。黨組織的幹部只有一點點工資，跟老闆沒有辦法比。錢還是老闆的錢。人事任免權仍然跟過去一樣，由老闆和工會組織分享。納粹黨的黨代表只負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馬雲他們經常遇到的事情：重大政策導向，你們必須配合。比如說在香港問題上，你們要配合黨的政策。日常經營賺錢是你們自己的事情，資本家的錢還是資本家的。於是大家就感到，納粹黨還是比共產黨好得多。

[46:36]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體制其實就是納粹體制，只不過大多數新聞評論家不懂得歷史，他們把這些事情看成是新的。比如說像「LIFETIME 視界」（@LifetimeUSCN）那個有很多追隨者的評論家就說過，共產黨現在不需要搞公私合營，一點股份都沒有就能決定馬雲或者什麼人的命運。他這句話是川普在干涉抖音出售的時候說的。你們美國人關心誰佔多少股份，那是公私合營時代的舊思維。其實，共產黨一點股份都不佔，它就可以干涉政策。那麼這是什麼模式呢？我們要注意，這不是斯大林模式，這是希特勒模式。

[47:09] 希特勒模式對社會的損害比較少。它不需要砍掉資本家的腦袋，因此資本家的經營管理經驗不會受到損失，還可以繼續為國家服務。而資本家還能夠拿到錢，跟國家合作對他是有好處的。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猶太人吃虧，我又不是猶太人，我還是照樣賺錢。原則性差一點的資本家就會像馬雲一樣說，這不關我的事呀。愛國心比較強的資本家就出來說，希特勒雖然太野蠻，但是他畢竟使德國復興了呀。看在這一點的份上，我們難道不能放棄國民黨和共產黨當年的舊仇，共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嗎？因此，納粹黨用這種方式就可以統戰到比共產黨更多的人，而且能夠更多地保留社會精英。但是壞處就是，留在體制內部的人，例如普魯士軍官之類的，他們的條件就是，希特勒能夠復興德國，我們才支持你，後來看到希特勒要把德國引入戰敗的深淵，他們就準備發動政變了。

[48:06] 希特勒沒有像是蘇聯那樣搞垮沙皇過去的軍官團，所以後來才會有施陶芬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刺殺希特勒這些事情。但是反過來說，正因為如此，納粹德國才能保留普魯士貴族軍官的戰鬥力。斯大林就毫不猶豫地把列寧和托洛茨基沒有殺光的貴族軍官（像圖哈切夫斯基這些人）在三十年代大清洗的時候都殺光了。評論家和歷史學家一般都認為，大清洗嚴重損害了蘇聯的戰鬥力。蘇聯之所以連打芬蘭都打不下來，是因為合格的軍官差不多都被殺光了。剛剛從工農群眾和下級軍官提拔起來的人沒有經驗，所以只能打芬蘭了。等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差不多學會了的時候，戰爭已經快要結束了，所以蘇聯的損失才會特別重。但是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講，容忍那些人像施陶芬貝格一樣乾掉我，跟讓蘇聯人民多死一千萬人比起來，那當然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蘇聯人多死一千萬、我的位子很安全，跟蘇聯人少死一千萬、弄不好他們把我做掉了比起來，哪一個更好呢？希特勒同志就沒有把事情做絕，所以德國軍隊的戰鬥力保存得比較好，但是希特勒本人的人身安全很不幸一再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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