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進入最後一個月，昨天（12/5）由高學醫學大學，跨醫學院、護理學院以及醫學教育及人本化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籌辦「在數位醫療中找回『人』：健康照護、科技及教育的反思」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系葛林（J. Greene）教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郭文華教授、日本大阪大學共生智能系統研究中心暨開放跨學科先導學術研究機構所山崎（Ryuji Yamazaki-Skov）教授、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摩爾（A. Mol）教授（後二位有哲學背景）等來自歐、美、東亞、臺灣四位學者，給予四場資訊量豐富的大會演說。
• 它們分別聚焦在四個焦點：
1. 歷史上，遠距醫療技術如何使遠距醫療會面變成真實，當醫生出現的電腦螢幕小框框，科技介入醫師與病人的醫療場域，產生什麼問題，醫師顯得不那麼親和了？甚至變得更權威了？（就好像我們也正在跨國遠距會議上）我們一邊需要遠距，但也一邊忍受著某種遠距過程中的不安和不舒服。
2. 醫學上，當病人與醫學系學生隨著科技進步所需要的照護與學習內容有所改變時，醫人文教育該如何因應和改變設計？理想上，我們希望欲求預防或預測醫學（preventive or predictive medicine）、個人化醫學（personalized medicine）、精確醫學（precision medicine）、甚至參與醫學（participatory）（6Ps），大數據演算決策如何幫我們達成願望？醫學教育上，如何借用科技軟體幫助學生模擬臨床實作？科技那麼進步，醫師醫仁的熱情、關懷，如何不是被數位帶走，而是留下更多提供給治療者？醫學七年，如何使一年級學生盡可能完整認識自己內在（基礎醫學人文），然後一步步走向病人，在臨床裡建立關係（臨床醫學人文），最後養成成熟穩定的能力，處理困難的倫理法律醫療難題。是很難，但很重要，所以還是要做。王署長說，如果現在他能說點成功的經驗，那是因為過去試過很多失敗（聽到這裡覺得很感動）。
3. 科技與社會面上，會不會人工智能不僅已悄悄地進入醫療場域，我們是否認識到相關的科技與社會問題，以及人工智能在日本（一種叫“Telenoid”的抱偶）如何被應用在老年、失智長者更貼近老人情感需求的健康照護。一樣，有好處，也有壞處。有照護效果，也有倫理疑慮。
4. 哲學上，到底我們該如何在數位醫療環境下，特別是今年新冠肺炎加速了我們對遠距、精確醫療的需求，醫師如何在問診方式的巨大轉換下，仍能完整地看到病人是一個「人」她所經歷到病痛現實，病痛與病程經歷無法被化約或翻譯為片段、分散數據的總和。完整的醫療過程，也不能被醫療系統的線性數位決策所取代。回到人與人的互動與溝通，原本就是由反覆的（iterative）、來回或循環調整的方式所建立起來的，那為什麼我們一到醫院就要變成0與1、只能選a或選b的行為邏輯呢？四場主題演講，從歷史、醫學、科技與社會、哲學出發，引出科技如水載舟，方便、快速、精確之下，也為我們帶來不少隱憂，或其中有些已是顯憂。
• 最後綜合討論，由成大醫學院家醫科主任盧豐華教授分享他近年來如何把醫人文，特別是指如何帶領學生在臨床裡看到病「人」問診方式的經驗。以及由高醫大醫學人文暨教育學科林彥克教授分享，他如何設計一套人本化的醫學倫理教學，用「團隊合作」（Team-based learning, TBL）的教學模式，引發學生在醫療情境中的情感影響（emotional impacts）、之於學生自身的個人意義（personal meanings），乃至透過模擬真實倫理情理，引導學生說出該例當下有的倫理決策（ethical decision-making）與理由。
• 綜觀而言，會議最主要的主旨是探問：新冠肺炎襲擊全球所有國家的醫療體系，它是否有加速人類對遠距醫療的需求程度？如果是，那麼原來尚未浮出檯面或被刻意忽略的潛在的問題，勢必都在加速蠢蠢欲動，也許我們都在準備中，但一場會議，提供一個好的空間，請來研究者拋出問題，為健康、照護、醫療護理教育的下一代，討論未來更被需要的醫學教育與醫療實踐，也許不敢說有加速解決問題，但至少沒有停滯。
• 今年我在高雄參加兩場研討會，一場是七月中山大學舉辦的「新型冠狀病毒流病防疫暨快篩技術研討會」，另一場就是昨天高醫舉辦的「在數位醫療中找回『人』」，都與疫情有關，很切身。前者，看到科學家在防疫技術上的努力，後者，看到人文學者對遠距、數位醫療與醫學教育的關注，很敬佩，收穫也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