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總統死了

這是我1988年1月15日的日記，那時十六歲，剛升高二。蔣經國辭世，全國暫停一切娛樂活動，估計學校附近的彈子房也不得不歇業幾天。同學一時沒撞球可打，只能嘴上談談撞球經了。

不但撞球沒得打，連電視都變成黑白畫面，綜藝節目也暫時不搞笑了──據說胡瓜主持的「連環泡」居然介紹起水墨畫和書法來了。說來奇怪，我對「電視變黑白」這件事竟然毫無印象，大概那陣子根本沒怎麼看電視，都關在房間掛著耳機聽搖滾吧。

至於「全校戴孝」，我也完全沒有印象了。直到翻開三十多年前的日記，才赫然發現原來不是只有學校行政長官戴孝，連老師學生也戴的。很想說：當時青春反骨，拒絕戴孝，但實在不能自欺欺人，當時多半也是戴了的。後來，這件事就被我刻意遺忘了吧。

多年後和各方友人交換記憶，有人完全不敢相信1988年還有這種事，不會是跟1975年蔣介石逝世弄混了吧？有人說他們學校也發了黑紗，還集體拉去靈堂排老長的隊瞻仰遺容（幾乎都是女校）。還有一位當時高三的學長說：他們班別說沒人戴孝，根本就沒人去上學，可謂逍遙至極矣。

好幾個同齡人也都想起那件喧騰一時的新聞：一對高中生情侶搭車同座，不知是牽了牽手還是怎麼地，竟被同車看不下去的「正義路人」暗暗抄下學號，寫了檢舉函寄到雙方學校，嚴辭痛責國殤期間穿制服、別黑紗，竟還大庭廣眾之下卿卿我我，成何體統，敗壞風氣！那有夠衰的女生似乎真的被學校記了過，男生呢就不知道了。那是隨便一個路人都覺得自己有權對任何看不順眼的青春少年施以威嚇和懲戒的社會啊。

那時我們校刊社要和印刷廠簽約，訓導主任必須代表校方在合約用印，要蓋大小章。「國殤」期間，朱印的顏色大概和彩色電視畫面同樣不得體。主任拿著章，蘸著藍色印台蓋了合約書。那段時間所有公文和合約蓋的章，用的都是藍色印台。我想主任還是知道變通的，畢竟沒有特別去買一個以後用不著的黑色印台。

而我也記得蔣經國辭世那天晚上，不知道哪裡的民眾放了鞭炮，消息轟傳一時，大家議論紛紛。第二天我們的班導，一位血氣方剛的高瘦青年，在數學課上瞪大了眼睛，掩不住激動地說：這樣對嗎？我們要的民主是這樣的嗎？

每每經過校長室隔壁那個神祕的「業檢處」，我總會朝半掩的門縫偷看一眼，當然什麼都沒看到。據學長說，那是掌管師生「忠誠資料」的黑單位，我至今不知它是什麼來歷，也查不到相關記載。那些傳說中的黑資料，是銷燬了呢，還是依然躺在哪裡的公文櫃裡蒙灰塵？我們都幻想自己有黑資料在裡面，現在回想起來，我那幾個早早就和搞學運的大學生混在一起開讀書會的朋友肯定是有的，後來上大學、當兵，也一定是繼續造冊列管的。但我自己呢，估計還遠遠不夠大尾，不值得浪費線人資源，只能在別人的檔案裡當配角吧，真想讀讀線人是怎麼寫我的。

我上高中的時候，班上仍有國民黨吸收的細胞，蒐集同學言行定期向上級寫報告。那是一位並不起眼的瘦小同學，掛著深度近視眼鏡，講話聲音細細弱弱，總是有著驚弓之鳥的表情。不知道他後來的人生，是否一切都好？校刊社也曾經出現過很奇怪的學長，明明穿著建中制服看起來卻比我們大好幾歲，講話是長官訓話的腔調，常常跑來「關心」我們的社團活動、讀的都是什麼課外書、還有各人的家庭交友狀況。我甚至不會說他是來「滲透」的，因為他並不怎麼刻意遮掩他的身分，到末了他甚至穿著一身中山裝坐在我們社辦，一副剛從「革命實踐研究院」結訓的樣子。我猜那意思應該是警告我們「你們這些小毛頭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掌握中，不要亂搞亂動」吧。

回想起來，那人長得實在很難看。黑黑的大餅臉，厚嘴唇，深度近視眼鏡，講起話來齜著牙噴著口沫，口條很差，架子倒端得很大。派這種人來做情蒐工作，黨也實在太瞧不起我們了。

我原以為這樣的事情大概在調查局1991年鬧出「獨台會案」之後就該終止了吧。沒想到，在校園「布線」監控學生言行的作業，起碼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末政黨輪替前：不久前「野百合」學運總指揮范雲才終於透過「促轉會」讀到她自己的監控資料，竟從1990年一直延續到1998年，累積上千件檔案。而比我小五六屆的學弟妹也仍然經歷過電話被竊聽、上街被跟監、社團被職業學生滲透、男生當兵因為忠誠資料註記而被刁難欺負之類惡事。要知道，那時候解嚴都已經超過十年了呀。

蔣經國移靈那天，妻當時國中一年級。她說：靈車會經過民權東路校址，全校師生都在道旁列隊等候，把路口擠得滿滿當當。她在後排，站得腳很酸，從頭到尾什麼都沒看見。

我想起那天有記者拍到士東國小同學整排跪在中山北路的畫面，便問她：當時小學生都跪了一路，那你們有跪嗎？ 妻說：沒有。而且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先總統 蔣公過世的時候，我們都得跪在路邊，你們很幸福，只要站著就好 。 」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