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的「遊記」（The Travels）並不是歐洲世界第一部具體討論遠東世界的作品，但他生動的描述讓他筆下的遠東世界在許多歐洲讀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無法磨滅。
(下面這段影片可見西方人對馬可波羅遊記的興趣至今未減。）
從世界史的角度觀之，馬可波羅的見聞也是歷史愛好者可以互相比對的重要資料，只是，馬可波羅遊記最初設定的讀者應該是歐洲的王公貴族，而且他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應該也非平鋪直敘，而是運用了不少文學技巧，增加故事魔力，至於「核心目標」，如果有的話，既然馬可家是往來歐亞的貿易商，自然也是希望增加目標客戶對遠東的嚮往，以增添貨品的「價值感」。（大家買奢侈品時，多半還是會想知道這東西是怎麼來的吧？）另一方面，對後來的遠東讀者來說，閱讀「馬可波羅遊記」時不免會有的疑問就是，為何馬可波羅眼中仁厚的獨裁者元世祖「忽必烈」，在東方世界的名聲似乎卻遠遜於「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呢？對華夏世界的農民而言，若說忽必烈是外來的遊牧民族統治者，李世民的家族本身也有濃厚的遊牧民族血緣，何以華夏民族可以接受「大唐」近三百年的統治，「大元」卻只有短短不到百年的歷史呢？
也許馬可波羅的經歷透露了一點線索。
馬可曾在他的書中談到於遠東發生的戰爭，但大多相當形式化，而且對戰爭的場面輕描淡寫，只有一場描寫得相當詳細，相對有說服力，事實上，這場「襄陽之戰」也因為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神雕俠侶」也為現代華語讀者所熟知，只不過，在馬可的筆下，打敗襄陽軍民的是製造「投石機」的是德國人和聶斯托留派的景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 ）。
但是，一如馬可的大部分敘事，歷史學家對這段敘述也是半信半疑⋯⋯在襄陽為南宋艱困守城的不是金庸筆下的郭靖與黃蓉，替忽必烈汗製造「投石機」的應該也不是波羅筆下的歐洲人。（從這點看，馬可波羅是如金庸先生一般文筆生動的歷史小說家，而非報導文學記者。)
中國史料的記載說造這「回回砲」的兩位其實是由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兩位工程師所製造，而波斯史料則指出製造這大炮的專家來自大馬士革，那麼，為什麼馬可波羅要說製造這投石機的是德國人或景教徒呢？
有一種可能當然是這種重力砲最早確實是基督教世界的歐洲人發明的，只不過被伊斯蘭世界的工程師學了去，馬可的說法是尊重原創。不過，軍事史的專家大多覺得剛好相反，是東羅馬帝國以及西歐十字軍從中東的伊斯蘭世界學過去的。
1191年的阿卡攻城戰中就使用了重力投石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其實，馬可波羅的遊記中顯示他對伊斯蘭商人要比對遠東世界熟悉的多，所以他對遠東的許多敘事來源可能是從「伊斯蘭世界」聽來的，只是，他的遊記是對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王公貴族所發表的。以「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從中世紀以來的緊張關係，他要改變「襄陽之戰」的一些「細節」大約也是情有可原的。
事實上，有文獻指出，在馬可波羅的時代之前，就有歐洲世界很想透過教會系統說服蒙古大汗參與基督宗教反伊斯蘭教的大業。只是，歷史顯示，從成吉思汗以降，蒙古人選擇的結盟對象是「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們，由於當時當時整個蒙古高原都為低溫所苦，所以遊牧民族便在極富個人領導魅力的鐵木真的領導下，透過傳統義結安答（anda）的習俗來鞏固聯盟的向心力，一方面將稀少的資源分配給四散的人口，一方面維持原有組織的機動性，最後靠著軍事手段和大量的物流來累積財富，建立了蒙古帝國。
另外，蒙古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結盟也不是短時間就建立起來的。西元九世紀，伊斯蘭內部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對立嚴重，於是第八代的哈里發向粟特商人購買土耳其人作為奴隸，組織了近衛隊，形成最早的「馬木留客」（Mamluk），隨著時代改變，這些來自異教的士兵在形象上也逐漸轉變成伊斯蘭世界的守護者，就這樣讓伊斯蘭商業圈和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搭上了線。
簡單地說，成吉思汗所創造的蒙古帝國開始於阿拉伯半島的「大征服運動」，再由土耳其裔的「馬木留客」接棒將伊斯蘭商業圈擴展到中亞，最後蒙古帝國整合了土耳其化的伊斯蘭世界和華夏帝國，進而建立史上第一個超級商業大帝國。
不過，蒙古帝國的基礎基本上是建構在人的結合上，依據各地原有的傳統形成多樣性的帝國，因此帝國的經濟體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是，各謀其利，無法形成可以彼此依存又能互蒙其利的新經濟體系，再加上時運不濟，遇上地球的小冰河期，天災頻傳，所以鐵木真之孫忽必烈在華夏空間所建立的「大元」帝國雖然強盛一時，終究還是亡於「農民起義」。
但是，取代「大元」而立的「大明」也未能真正找到一套可以運作的「新經濟體系」，究其根本原因，應該還是隋唐朝確立的「科舉取士」的方式已經開始僵化，尤其是「父系宗族」的力量過於強大，使得宗族力量一定要確保家中有子弟可以入朝為官，「朝中有人好辦事」，以維繫家族各種政治與經濟利益。
擅長科舉的南方士族藉由「子弟中舉」以維繫家族政治利益的盤算，大元皇帝們大約不會不清楚，但也沒打算（像唐朝皇帝一樣）妥協，還是以私人舉薦的方式任用官員，只是在元朝亡後，「大明政府」就必須面臨南方士族恢復「科舉」取士的強烈要求。
只是，「大明」政府不像「大元」政府能有豐厚的商業收入，加上「科舉」取士的名額有限，最後形成大明內部矛盾重生的多重性格，在華夏空間中，形成新的歷史難題。
相較之下，在忽必烈的轄下，雖然華夏空間「南北對峙」嚴重，但卻有著「宇宙帝國」的氣魄，由於政府高位都留給外來的「色目人」（主要是來自伊斯蘭商業圈的波斯人），「漢人」（以契丹人為主）和 「南人」（以南宋人為主）之間既然沒有什麼好爭的，反而能將心思放在各種藝術和科學上，找到了政治權力鬥爭外新的發展空間。
由此脈絡觀之，忽必烈最大的失策也許是未能遇見「農業」對「南人」的重要性，天候迫使蒙古遊牧族團結起來拓展遊牧民的遊牧空間，天候最後也迫使南方農民團結起來將蒙古皇帝趕回大漠。
對華夏民族而言，最可惜的是，大明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雖也看出了「南方士族」的盤算，比較欣賞北方人的他雖也想盡辦法想讓多一點北方人從政，卻始終未能化解僵化的科舉制度以及其衍生而出的各種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所形成的歷史難題。
最後，歷史學家雖常為馬可波羅的故事弄得暈頭轉向，但誰也不能否認他確實是一等一的遠東世界行銷員。只可惜，他所稱頌的忽必烈汗在遠東卻始終受制於天氣，不但東征日本時，有狂風作亂，連一手建立的「宇宙帝國」都因天候異常而饑荒連連，未能預見此問題嚴重性的元朝最終在短短百年內就失去了江山。
最終，一起看一段「元上都」的短片，這是忽必烈登基時的京城，如果馬可波羅曾經見過忽必烈，他見到的也許是元上都，而非元大都（今天的北京）。
無論如何，馬可波羅的文筆讓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王宮貴族對遠東世界產生了高度的興趣，也讓「忽必烈汗」成為許多歐洲讀者最熟悉的中國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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