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甫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衝擊。但是隨著時間，她會漸漸遺忘的。」當小女孩安娜在黎明之際的荒野上被人找到後，醫生對安娜的母親特蕾莎如是說道。「真的嗎？」母親問道，原先憂鬱的神情閃現了一絲期望。醫生則點了點頭作為回應。
從某方面而言，我們的確可以肯定安娜所經歷的一切，對於她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衝擊。不過這些事情是否會隨著時間逐漸淡忘，我們便不是那麼地肯定了。當安娜在夜晚的樹林裡見著了傳說中的「怪物」之後，她自彼時起，便不再是原先的她了。我們甚至必須說，她自那時起便已經死亡了──過去的安娜在樹林裡死亡了，而新的安娜自法蘭肯斯坦的懷抱中歸來。如同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於其中篇小說〈夜色朦朧〉（Geschichte in der Dämmerung）的結尾如此寫道：
牆後面是他的童年，在暮色中業已十分模糊，而在他面前的則是另一片土地，陌生而危險。（Zweig, 2016: 321）
在〈夜色朦朧〉裡，當男孩鮑伯明白了自己每晚於樹林裡相擁、親吻的女孩，並非自己所心儀的表姊瑪戈時，他的世界崩塌了──然而，這絕非只是每一位男孩一生中必定經歷的失戀過程。當鮑伯明白那位與自己在肉體及靈魂上都已經極為親密的女孩並非瑪戈時，他已經深深地愛上了瑪戈、無法自拔，以至於往後再也無法將自己的欲望與愛戀投注到任何一位女人身上──而在造成這個創傷般的後果的眾多原因之中，最為隱匿及深層的緣由，是表象的與真實的世界徹底地產生了分離。
或許真實的世界並非如預料中那麼令人恐懼與絕望，但是這個分離是痛心疾首的。對於身處二次大戰中的茨威格更是如此，尤其我們在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閱讀到以下段落：
過去的一切成就再一次化為烏有──歐洲，我們的故鄉，我們奉獻出一切的土地，已經遭到了徹底的毀滅，這毀滅已經遠遠超出我們個人的生活。一個不同的、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來到這個新時代，還要通過多少地獄，經過多少煉獄火焰？（Zweig, 2017: 471）
就造物主──不論祂存在與否──超越的、或是後世歷史學家的觀點而言，戰爭的發生，粉碎了人類對於自身和一切的過度信心，所有人類皆被拋入一個由少數人所建構的無意義、自相殘殺的處境裡；但是對於人類，如茨威格這般對於生命、以及歐洲這片他視為畢生家鄉的土地有著無限綿延的情感與依戀的人類，戰爭剝奪了所有人、包含他自己的家園，迫使所有人──不論是被納粹迫害的少數民族及猶太人，或無數個因為戰爭而被拆散的情人與家庭──走上了逃亡之路，離開了孕育自己，同時孕育了輝煌文明的家鄉。茨威格於二戰期間輾轉地先後來到英國，再前往南美洲的阿根廷與巴西。歐洲戰事爆發後，南美洲並未受到戰爭的波及，因此仍保有了一份祥和寧靜：
我在阿根廷見到的景象卻令人欣慰得多。那裡是另外一個西班牙，在一片未曾沾染鮮血、未被仇恨玷汙的遼闊新土地上，它古老的文明得到了保護和延續。（Zweig, 2017: 433）
然而，經由茨威格滔滔地說著被迫離開歐洲、與歐洲「永別」的悵惘，很顯然地，不論他去了何處，他的鄉愁將會永遠地作為一道干擾的、無法癒合的裂縫存在著。不論阿根廷再怎麼與西班牙相似，她永遠都不會成為西班牙──這才是茨威格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涵。同樣地，不論他流亡到何處，那裡永遠都不會是他心中的歐洲，那片戰爭前未受摧殘的淨土。
茨威格筆下的鮑伯以及茨威格自身所感受到的一切，正是安娜所經歷的一切。安娜遇見法蘭肯斯坦的那段日子裡，正逢 1940 年代二次大戰期間。1937 年，西班牙的格爾尼卡城（Guernica）遭到了德國納粹的轟炸──相較於這段歷史，我們或許對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畫作《格爾尼卡》（Guernica）更為熟悉。只是，畢卡索於《格爾尼卡》中所描繪的景象，並不與我們對戰爭的想像相符合：畫面中所充斥的散亂的肢體，顛倒的五官，逃竄的家禽，不是畢卡索獨鍾的幾何風格，而是他觀看這場轟炸的方式。《格爾尼卡》抽離了色彩，獨留一片慘灰色調的畫面，沒有任何寫實的對於遭到極度破壞的人體的描繪──如同安娜在遇見法蘭肯斯坦前所看到的世界，是廣闊無際的平野，橫過田野上的鐵路與火車，暗黑的放映室中令她深深著迷的影像魅力。姊姊伊莎貝拉，以及逃離戰爭、躲避在廢棄磚屋中的士兵，這一切也是她對於「戰爭」的理解：此時她仍並不明白戰爭的意義，亦不明白戰爭對於人類整體和母親的意義，因為她和姊姊從未知道母親秘密地寫信給一位正在遠方作戰的情人，而她們的生活也離戰爭相當地遙遠。
但是，安娜所經歷的一切，就如同茨威格明白了歐洲（人）的命運、自己永遠無法回到故鄉的命運，鮑伯明白了顯意識中認定自己所愛之人與無意識中真正傾心的人無法契合，我們從《格爾尼卡》的幾何形象中看見了戰爭的模樣，想像與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逆的斷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