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韓麗珠的《半蝕》時,我二度陷入昏睡,一次是與他已經逝去的往事,一次是她至今依然存於是死是生的城市中,故事暫時無法完結。並不是因為她的文字讓人感到無趣,而是從她近似日記的散文中,我漸漸受到吸引,認為自己必須效法那種生活,將自己抽離於現在,遁逃到一個用打坐、冥想、不存在的貓、窗台仰賴我母親每天澆水的植物們,還有我這拙劣的書寫,使自己拼湊成一個低畫素版的韓麗珠。
以一介市井小民的視野,就算無須刻意強調文字的起落生根於香港,也早已使各種暴政新聞鋪天蓋地而來,多數人口願意表態支持港人的這座島嶼讀者心有戚戚焉。我很喜歡韓麗珠的一段形容,大抵意思在融合我的想法後,是這麼說的:現實在某些極端時期更是另一種錯亂,有更強勢的語言正在人們腦中重塑一個新的世界,原先以為是正確的、合乎常理的,反而變成混亂的、必須被矯正的,而我們心底可被選擇依從的良善,是能力,只是為了免於體認現實的死,一種回應求生本能的慾望,心底近乎快受暴政刺激脫出牢籠的獸,又默默地縮回籠中。
行文間,感受不到悲求,對我來說,我認為種種的紀錄是心境上的節制,與不可忘卻,作為人必須時刻自省的警惕。會這麼形容韓的文字得追溯於,我是個過度感性到依此困擾的人種。在#反送中 如惡火般貪食著香港所剩無幾的民主時,我深陷於當時連綿不斷的惡訊幾乎快淹沒了理智,好幾次當我只能透過或大或小,或公開或個人的場域中得知香港現況時,從體內汩汩流出的悲傷是沒有辦法阻止的,好像除了關注,盡可能發送資訊外,我無能為力,無法給予再多的實質協助。是因為我生長在平和的時代,民主的政治環境,創作者可以拿國家元首開玩笑,可以書寫對一切的不滿,可以任性地不需要審視自己的安逸從何而來。這些理所當然僅僅是跨過一片海峽,便成了空想。韓的文字沒有太多販售悲傷的意圖,她當然可以這麼做,可是她用更為內斂的文字去襯托出那種不言而喻的悲傷某種程度上比起刻意為之更為催淚,閱聽者確實可以眼淚去回應文字帶來的情緒,但這次我沒有這麼做,或者該說,我的思緒冷靜地停止讓我再度成為被情緒引領的個體。
就這個反應而言,我是訝異的。我以為只要提到香港,提到林鄭月娥與她的中國好夥伴們,我會被憤怒與不解給佔據所有,然後無限同情,憐憫這些同以民主自由作為未來而努力活下去的港人。是我對香港局勢已經冷感嗎?倒也不能這麼解釋。我想,正如韓麗珠說的:每次的死亡都是重生;這個家早已斷了根,搖搖欲墜,但是人是適應力很強的動物,家的意義從來都只是再定義就可以再生。那種必須柔軟,才能韌性的意志是強大的,也是人面臨絕境時才可以領悟的能力。這點,我想多數台灣人是無法做到的,我們依然被好好地保護著,依然可以紙上談兵,以網路上的唇槍舌戰來體現同舟共濟的精神好似強大到可以抵擋中國武統威嚇。
最近的這種感覺愈發強烈:總覺得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民族是被發明出來的概念,細分種族已經失去意義,語言早就失去隔閡,可以被翻譯,差異可以被理解,但是會不會到頭來,其實只要找出一項根本上的差異——可能是政治立場,或是不同年代的生長背景——就造就成了我們無法理解彼此的巨大鴻溝?它適用於不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罷,情人亦然,一但想要拉近彼此,勢必就得承受毀滅彼此的風險。針對這段感想,我想分享一段韓麗珠深得我心的描述:
人需要與他人建立關係,並不是因為要粉飾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的事實,而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深藏的、堆疊的,都值得至少一次被狠狠地拆穿。
因為暴政引發的認知錯亂已讓香港跌撞得遍體鱗傷,爾後引發全球性的武漢肺炎更是讓原本為了避免吸取過多催淚氣體戴上的口罩,強化不被取下的理由。洗淨雙手是為了洗去肉眼不見的病菌,對港人來說肯定夾雜了更多複雜、難以抹滅的傷痛。
在這四百多頁份量十分飽滿的散文集中,我不諱言地某些篇章就只是雙眼走過,我甚至沒有解讀它的能力,以內化成更多養分或情緒去滋養己身。然而從中,我再一次被韓麗珠提醒,書寫的重要性是為了不在慌亂的世界中失去自我。把湧現出,那些湍急,極有可能稍縱即逝的情感,從原本零時差的社群軟體,改成需要醞釀才能保有本質的樣態好好記錄下來。就好像她提到,關於寫信給對方,是為了拉遠距離,讓彼此擁有空間,不急著撥開對方蜷伏在人皮底下,獸的一面,或許可以減免一時間的衝動可能導致的誤會。必須寫,好好寫,因為韓麗珠的文章,我真切地重拾回寫的意義,選擇用盡目前能掌握到的文字去還原我想傳達的訊息,然後再於不可預測的將來,傳達至某個認為這些對他而言有幫助的人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