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天文臺】謝宜安：一名蠹魚的幻想——龍瑛宗的讀書筆記

　　臺文館的藏品中，有多本龍瑛宗的筆記。他是個喜愛讀書的人，從筆記中可以看出他的閱讀。他是那樣的人：因為讀了很多書，所以感嘆「本島作家的閱讀情形相當不足」。若要他給年輕寫作者建議，他會說：「獲得作家教養的唯一之道，我想除了讀書之外別無良方。」

　　這樣的建議，應是源自於他的自身經歷。龍瑛宗在二十六歲時，便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進攻中央文壇，在這之前他沒有寫作經歷，未參與文學團體，也沒有老師教他怎麼寫小說。他自學而成，是源自於他對文學的喜愛。龍瑛宗在文化氛圍濃厚的日治時代廣泛閱讀，在這份寫於戰後的筆記中，依然保留了一個讀書家對於閱讀的勤奮態度。

1937年，龍瑛宗以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成名，但是六年後，他出的第一本書，不是小說集，而是評論集《孤獨な蠹魚》。「孤獨的蠹魚」是龍瑛宗的自況：他是笨手笨腳、長處只有讀書與幻想的人。

這乍看似乎是自謙，彷彿龍瑛宗說他擅長讀書、幻想，是因為除此之外，他真的別無所長——不過，他是真的很擅長讀書與幻想。作為龍瑛宗幻想產物的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榮獲日本《改造》雜誌徵文的佳作賞，標示了殖民地作家成功進軍中央文壇，也讓龍瑛宗成功拿下獎金五百圓——當時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主角陳有三的月薪不過二十四圓。

更不用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還是龍瑛宗的處女作，在此之前，他並沒有小說寫作的經驗。他相關的文學經歷，是讀書。

還在老家新竹北埔時，龍瑛宗便在閣樓中讀書，讀《唐吉訶德》，跟向東京訂購的少年雜誌《赤島》。龍瑛宗十六歲時，到臺北就讀臺灣商工學校，驚訝於臺北書店中書籍之多。但是作為買不了書的窮學生，龍瑛宗是站著，把一本本愛書讀了，包括看了兩、三遍讀梶井基次郎的《檸檬》。畢業後調往南投的銀行，有位在印刷兼書店工作的少年會來龍瑛宗處讀書，順便帶新出刊的雜誌給他看。龍瑛宗調任臺北以後，認識了總督府圖書館的劉金狗。對於必須拿錢回家的龍瑛宗來說，圖書館成了方便的閱讀管道。因劉金狗的協助，他讀了不少世界名著。戰時，他又結識了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得到工藤好美為他開的一長串的書單，包括《伊里亞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巴爾札克……

學者王惠珍研究龍瑛宗時，提到龍瑛宗文學養成的特殊之處：當時臺灣多數日語作家都曾留學日本，龍瑛宗卻沒有，他的文化素養都是在殖民地臺灣這個空間中形成的。

龍瑛宗從小日語文筆就很突出。他入學公學校以來，便不斷被教授國文的日籍教師頌讚其文筆，並在全班面前朗讀。他升學以後，換了新的學校，但新的國文老師繼續發現他的才華、朗讀他的作文。等到他開始當起了文藝青年，每個他待過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閱讀的足跡，包括新竹、臺北、南投……。在文化資源豐沛的臺北，他去書店、去圖書館，資源匱乏的南投，他也有書店少年帶來的雜誌。就算變換著不同的形式，他一直都在閱讀。文藝青年龍瑛宗喜愛果戈里、魯迅跟巴爾札克，也讀一些沒那麼文學的著作，比如康德跟恩格斯。龍瑛宗的閱讀視野可謂放眼世界，而當時的臺灣，文化資源總體來說雖及不上日本內地，但仍然有滿足龍瑛宗這樣求知若渴文青的閱讀環境。

經歷了現代化的臺灣，有了現代的書店，有了對大眾開放知識的圖書館。這應該是第一次，文青們可以不必受限於出身，只要想要，就可以自由地閱讀世界文學。龍瑛宗就是這一代人的其中一位。而投在他身上的文化資源，也彷彿全有了回報。他是一位足以令臺灣驕傲的作家。葉石濤評論龍瑛宗，說以他的資質，有潛力成為臺灣日治時代「最具世界性規模的作家」。

龍瑛宗的稿件、藏書等文物，經由兒子整理後捐給臺文館。而從藏品中可以看出，龍瑛宗是個對待資料相當嚴謹的人。他有十幾冊蒐錄剪報的剪貼簿，也有好幾冊筆記。這本開頭寫著「昭和の作家たち」的筆記本，便是其中之一。

這是龍瑛宗閱讀日本文藝評論的筆記。筆記了日本出版的，明治、大正、昭和時期作家的作家論。筆記的對象包括英寶社昭和三十年（1955）出版的《昭和の作家たち》I、II，以及創元社昭和二十一年（1946）出版，正宗白鳥的《作家論》I、II，以及小學館昭和十八年（1943）出版，佐藤春夫、宇野浩二編的近代日本文学研究系列，包括《明治文学作家論》跟《大正文学作家論》。

由書籍的出版年份推知，這份筆記至少寫於1955年以後。因此，這是龍瑛宗這樣一位讀書家，在臺灣已經無法使用日文的年代裡，閱讀日本作家研究時，以日文寫下的細緻筆記。龍瑛宗在1949年時，就已經學著用中文撰寫文章，這份筆記時而會夾雜中文，但仍是以日文為主。對從小日文文筆受盡讚譽的龍瑛宗來說，日文還是他最熟悉的語言。

龍瑛宗這份筆記的累積，在他1985年的文章〈日本文學的成果〉中可以看見。這篇文章的引子，是日本近代文學館復刻了三十七本明治、大正與昭和的經典作品，龍瑛宗由此談到明治至昭和的作家們。他提到堀辰雄的《風起兮》，稱讚他可與川端並駕齊驅，若是堀辰雄長壽，那麼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是他。龍瑛宗提到他看過堀辰雄的〈聖家族〉、〈美麗的村子〉等篇章，在龍瑛宗的筆記中，也紀錄了這兩篇小說的評論。〈日本文學的成果〉中龍瑛宗也談到他受島崎藤村的《破戒》影響，筆記中也有這篇小說。或許在寫下這些筆記時，龍瑛宗曾經閃過，他在閱讀這些日文作品時，毫無隔閡的親密感受吧。

對於龍瑛宗來說，讀書，似乎從來不只是讀書。〈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小鎮職員陳有三一步步走向墮落，徵兆之一，便是他不再看書。小鎮的所有人都嘲笑著知識，成天喝酒、與女人玩耍，陳有三也不得不臣服於這墮落的空氣。但是在匱乏的小鎮上，依然有一位纖弱敏感的文藝少年，以購買舊雜誌和舊書來充實自己。少年有敏銳的文學眼光，他似乎是陳有三在一去不回的沉淪前，最後一個救贖的機會。然而少年後來也病死，最後的希望畢竟消逝了。

小說中的少年自述閱讀經歷時，提到了魯迅的〈故鄉〉。而魯迅的〈故鄉〉也正是龍瑛宗在南投任職時（被認為是對照〈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一段經歷），所讀到的作品。少年的閱讀經歷，疊合著龍瑛宗的。小說中少年對於文學與知識有著單純的熱情，這份熱情，也疊合著龍瑛宗的吧。

龍瑛宗（1911-1999）本名劉榮宗，新竹北埔人，客家裔。臺灣商工學校畢業，曾任職臺灣銀行臺北總行、南投分行、花蓮分行。辭職後曾任報社編輯，戰後轉任合作金庫辦事員。1937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選東京《改造》雜誌小說佳作獎，赴日本結識菊池寬、阿部知二等人，並加入「文藝首都」。1942年與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被選為「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四名代表。戰後因語言因素中斷創作，1980年以中文小說〈杜甫在長安〉復出。

謝宜安　1992年生，鹿港人。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會用另一個筆名「長安」活動。出版《特搜！臺灣都市傳說》，分析臺灣1990年代以降的傳說與記憶。著迷於美麗的傳說與美麗的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