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跟我說，我負責的專欄作者蔡瀾（幾乎是轉載蔡先生2010~2021年在蘋果日報、飲食男女、壹周刊上發表的舊文）在近期香港書展的講座上，提及了自蘋果退出市場以來，他無報可讀的“感想”。我驚訝，依蔡瀾的性格不可能說出狠話。後來聽了演講內容，才大悟，哦，原來是輕描淡寫點評了香港報業。無非錯字、排版等形式上不如從前云云。
金庸辦報固然有一手，但比起黎智英的辦報和個人政治精神，後者是更接近歐美自由主義性質的。你看蘋果接待大廳張掛哈耶克等自由主義大將的肖像，就很能彰顯黎的思想意識是比金庸高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甚至可說遠甩金庸。
我以前不甚欣賞黎智英，除了是少不更事，被主流話語牽著走，認為“文以載道”，作“正經文章”的人才是正道，畢竟壹集團旗下的刊物，極大部分都充斥著腥膻色；此外，我當時更有一顆金庸的“文人”心，自詡道德高尚，但如今，我以為所謂文人心，更多的是趨炎附勢的小人心。後來每每看到有人借用金庸小說來談正義，或者談論馬來西亞政治的時候，我都嗤之以鼻。我不否認金庸在小說裡的政治意識高於他做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政治意識，但別忘了，金庸在他的任何一部小說裡，都是當時為討好看官而寫。因此不難發現他的小說，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各種原始版、修訂版、再修訂版的政治意識形態都在變來變去。
這種改變，尤其是因應時代而調整的意識形態，在文學的立場上是很低俗的做法。作為一個文學家或政治思想站穩立場的人而言，是不會輕易去改變自己的創作初期的立場和態度的（當然，金庸小說的不斷修訂也跟其發行和版權利益有很直接且大的關係）。就我自己的立場來看，金庸的幾次大幅度修改，對於能獨立思考擁有自由思想的人而言，都會警覺意識金庸對自己的文本進行修改，是一件非常下流的事，並且嚴重違背了他在小說中塑造的武俠精神。
至於蔡瀾，相較於倪匡、陶傑等人，蔡瀾是更圓融狡猾的。他懂得避重就輕，即使黎智英在蘋果被中共的政治魔抓干涉的後期曾與蔡瀾有過幾檔飲食節目，節目中，黎智英總是有意無意的談到自己當時所處政治處境的險惡和苦難，蔡瀾則揮揮手，說自己只談風月，不說政治。
當然，我們能夠接受蔡瀾拒絕在檯面上談政治是能被理解的，甚至是明智的，以免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煩中。但看在我眼裡，蔡瀾此舉不過是狡猾的處理態度。至於其好友倪匡對於反共的堅決態度，幾乎可謂表裡如一，這是蔡瀾怎樣都及不上的。
只談風月，不說政治。不由得讓人想到老舍的《茶館》。中國社會或者說華人世界，面對政治，依舊被奴役得比西方封建制度下的奴隸還不如。金庸等人便是這一類人。當然，這也確保了他們的利益不被侵害，左右逢源。或者，更準確的說，他們的態度才是最正確的，因為最終可以“配享太廟”。一旦入得當下時政的“太廟”，一切都是值得的。
越是政治打壓的時代，越能看清知識分子的臉孔。民智乍看已開，但昏庸依舊未醒。當友人盛讚蔡瀾批判沒有蘋果日報的香港之後，我一笑。或許，蔡瀾談舌尖上的香港還比較能夠擊中核心要害，真的不要問他政治問題，否則得到的是一套花拳繡腿的話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