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23於荃灣海濱花園海寧閣
民國67年至69年（1978至1980），我還在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唸碩士班，曾修讀趙滋蕃教授的現代文學研究課程，有一天趙教授突然提及自己的長篇小說《半下流社會》是：「苦熬五十八個通晚」，「一口氣逼成」的；目的在為「一個交織著希望和失望，糾纏著新生和滅亡的時代」作文學的記實。這部小說在民國50年代風行一時，也是現代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
民國99年（2010年）1月下旬，我應聘到香港珠海學院擔任文史研究所博士學位口試委員，23日下午，我有大半天空閒，於是我買了一張八達通卡，獨自在香港各地鐵站鑽來鑽去，結果竟來到「調景嶺站」，這個車站喚起了昔日修課的記憶。
我興沖沖地出站，想看看調景嶺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結果在調景嶺地鐵站外詢問了很多人，沒人知道昔日的「調景嶺難民營」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只好用攝影角架自拍了幾張相片留念，怏然離開調景嶺地鐵站。
今年10月某日，有幸與珠海學院文學院長胡春惠教授同桌用餐，席間提到調景嶺，胡教授說：他有一本口述歷史，正是紀錄調景嶺的史料。兩三天後，我就在胡教授的辦公室看到《香港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一書。該書是[中華民國國史館口述叢書]第12種，由國史館在民國86年12月正式出版。
全書294頁，附32張寶貴的彩色相片。從內容來看，是由胡春惠教授主訪、李谷城、陳慧麗記錄整理。胡教授一共訪談了張寒松、張世傑、王國儀、陳寶善、郝次航、蹇敦善等六位曾在調景嶺營區生活與工作過的調景嶺菁英份子。除了訪談錄，還有三篇文章，詳述了調景嶺地理位置、歷史沿革、調景嶺難民營的建立經過、香港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之長期救濟過程。此外，還記錄了可敬的挪威教士司務道教士創建「基督教靈實醫院」的故事。
我花了十幾天閱讀，終於對調景嶺難民營的緣起與緣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調景嶺的難民菁英，已不再是漂浮的「小說角色」，而是生猛有力地抗拒逆境、令人打從心中敬佩的「真實人物」！
「調景嶺」原名「吊頸嶺」，早年有位加拿大人Albert Herberet Rennie在九龍魔鬼山脈東側照鏡環山東麓山坡經營麵粉廠，不幸事業失敗，Rennie在此吊頸並投海自殺。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也曾利用調景嶺為基地；二次大戰之後，香港重回英國殖民政府。1949年月大陸易幟，大批內地難民逃奔香港，初期難民在市區街道、大樓樓梯口、山間、石縫雜亂搭建棲身之所。1950年6月27日香港政府將大批內地難民由摩星嶺集中移置到調景嶺，前後將近半世紀。直至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所謂「調景嶺難民營」才被拆除。
大約1949年初期，難民救濟工作就由「東華三院」展開；其後港九各界組成「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集中各界力量救助難民。接受救濟的難民，大約在10000人左右。而實際在難民營領有飯票的也有6921人。東華醫院每日施飯兩次。難民以帳幕、草蓆、竹木支架、破布、油布一切能用之物資，搭建臨時住居。或者住在香港政府構築之大型「葵棚屋」之中。
其後中華民國災胞救濟總會介入救濟工作，並擔負起大量經費，嶺上居民一度達到兩萬人之眾。谷正綱、馬鶴年（即馬英九總統之父馬鶴凌）來接任港九救濟業務。調景嶺也有了粗具規模的自治組織。像張寒松先生，先是在調景嶺辦學校，其後進入香港時報、兼任「中國文化協會」工作。將「中國文化協會」辦成一個接引內地文化人的重要社團。如丁文淵、左舜生、錢穆、許孝炎、王元龍、唐君毅、劉百閔、張丕介等學術文化界人士來港，由此協會接待；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三大師之畫展，也曾由此協會承辦，一時蔚為盛事。
受訪人張世傑先生曾協助信義會顧承榮牧師（挪威人）辦信義中學，其後接任校長，先後在信義中學培育了不少人才；例如曾任台視公司新聞部經理的盧治楚、曾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主任的劉興漢、核子工程師陳威志、著名建築師黃為安，夏威夷大學圖書館長伍幼瑩都是出身調景嶺信義中學。還有不少畢業生後來當了牧師、教師、中小校長。
受訪人王國儀先生，來港時還是小學生，在調景嶺受中學教育。其後曾任香港西貢區區議會議員。受訪人陳寶善先生，抗日之後，原本返回老家廣東增城。後來參加徐蚌會戰，已是少校營長。來港之初期，先在西環工作，至1975年之後才進調景嶺，從事學生宿舍事務。後來也在營內辦「廣東逸仙中學」。當時調景嶺最盛時期，共有鳴遠中學、信義中學、調景嶺中學、宣道小學、聖約翰小學、觀音小學及逸仙小學。這些興辦學校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難民菁英份子。
受訪人郝次航先生，來港之後，先是在西環街頭露宿一年半，然後進入調景嶺。其後改行開起電器行，調景嶺上所有中學的電器，都由他安裝供應。調景嶺自治辦公室成立之後，擔任段長發揮糾察功能。受訪人蹇敦善，由廣西來港時，才十幾歲。先是在九龍賣報。1951年入調景嶺天主堂中學（其後稱鳴遠中學），讀完中五，到臺灣政治大學讀書，奠立一生的學識基礎。這些受訪人，都各有一段調景嶺的生活經驗，也各自發揮所長，貢獻難民社區。
在調景嶺難民營工作的人，除了工商各業人士，還有來自信義會、道宣會、神召會、天主教、佛教的宗教人士。救濟、醫療、傳教是他們的三大事業。其中信義會、天主教、都辦起中學；其中以女教士司務道教士（Sister Annie Skou Berntsen1911-1992），為調景嶺獻身20年，最為可敬。司務道教士早年在陝南傳教，1953年元月來港，立即進入調景嶺。二十年間，在調景嶺創立「基督教靈實肺病療養院」、「恩光護幼院」、「堅樂牧師紀念中學」、「堅樂教會」。靈實醫院創立超過55年，目前還在將軍澳寶琳南路上，成為香港政府監督管理之重要醫療院。
從這些人的訪談內容與生平行事，不難看到一種堅苦卓絕的生命精神。他們剛開始奮力掙扎，或許僅是為了求得一己的生存；一旦行有餘力，便奉獻難民社區；將一座荒山野地，建構成可以安身命的地區，垂半世紀之久。他們不懼風雨、不改忠義的高尚情操，實在不容湮沒無聞。
回想調景嶺難民營成立於1950年6月27日，而我是1950年4月出生的，當時我才兩個月大。62年來已無多少人願意關注這一段歷史。今天走出調景嶺地鐵站，穿梭在櫛次林比的高樓大廈之間，誰知這裡有過一段用血淚鋪成的滄桑史？若非客座珠海學院的因緣，我也大概只能停留在先師趙茲蕃教授《半下流社會》的文學情境裡。
如今，在拜讀了胡春惠教授所記錄的調景嶺難民口述歷史，得以遨遊在真實的歷史情境中。時可移，勢可遷，歷史卻不容磨滅成灰。這或許就是胡春惠教授將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作了完整記錄的最大動機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