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講當中我們稍微提到了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在全球的現代化方面所帶來的變革之內容，而日本做為亞洲唯一晉升歐洲帝國主義列強之列的國家，其主要使命便是透過模仿歐洲帝國之殖民政策和外交活動模式，已達成日本帝國在亞洲的地域稱霸。
泛亞主義作為日本帝國早期的外交理念，其實質類似於英國的白人之負擔、法國的歐洲啟蒙運動、德意志帝國的泛日耳曼主義以及俄羅斯帝國的泛斯拉夫主義，這種尋求地緣政治的共存共榮之理念，是幾乎所有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國家在合理化殖民主義及對抗其他帝國地緣政治干涉時所經常提出的外交政治綱領。由於帝國主義往往不具備穩定的民族國家政治邊界，因此對地緣政治主導權的爭奪往往成為政治外交的重中之重，同時帝國本身對地域資源的整合，也更進一步強化了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行政官僚資源的集中，無意間也促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化」。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基本結構：殖民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官僚–民族國家三位一體，彼此之間難以分割，在運作上環環相扣成為一個帝國的整體。日本的泛亞主義同樣是由亞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明治政權下的政經結構現代化–日本大和民族國家的整合三者相互組成的帝國之理念，這一理念的實際操作當然是由東京的明治政府一方面透過一系列現代化政策穩固中央集權的地位，同時又由東京向亞洲各地進行擴張且與歐洲列強透國國際外交的方式一步步成為帝國主義在亞洲不可忽視的秩序維護者和合作夥伴(原是由清帝國暫時扮演這樣的角色)。
然而，亞洲在由日本主導的地域發展影響之下，不可能如同清帝國與歐洲列強共治時期的東亞，只考慮到貿易據點的經營和資源的收刮。日本在亞洲發揮的影響力更如同英、法在歐陸所帶來的政經革命，或是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王朝在東歐諸國所帶來的秩序和現代化運動，地緣政治的戰略重要性高低往往會讓帝國本身對影響地域有成正比的資源和精力的投入，這也是為什麼對香港資本的投入是在大英帝國失去了印度、東南亞主國以及上海後才開始有大幅增加的，而台灣作為日本地緣政治戰略中心，自然也就越需要投入更多遠超英、法還外殖民地的資本人力來經營的緣故。日本對台灣積極的殖民政策，並不是如大多數歷史學家所認為的，僅僅是將殖民地本身當成現代化的實驗場，而是在清帝國滅亡以後的秩序真空期，日本帝國必須將整體的現代化技術快速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亞洲區域，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日本在亞洲的優勢。台灣、韓國成為日本在這場亞洲地緣政治博弈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成為了亞洲現代化運動的第一現民族，許多歐洲帝國最先進與最經典的器物文明和文化知識幾乎是以「共時性」的形象進入日本、台灣及韓國，彷彿這幾個民族也稱為了「歐洲文明」的成員之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培豐博士在他的著作《同化的同床異夢》之中將台灣人渴望透過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技術而擠身至西方帝國文明之列的夢想相當鮮明的表達出來，也反映了日本帝國在晉升全球帝國秩序之林以及亞洲地緣政治經濟主導者的成功。
日本帝國在亞洲所發揮的主導作用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都仍然持續影響著，戰爭期間的帝國成為與蘇聯和美國爭奪亞洲各民族解放者的角色，除了受蘇聯支持下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統治或統戰的地區外(多半東亞大陸內入及南洋華人地區)，日本帝國幾乎給予各民族獨立的規劃，而部分南洋國家(如印尼和馬來西亞)也在戰後透過日本軍隊的組織訓練和憲政技術在原殖民母國的同意下走向獨立。不僅如此，即使在戰後軍隊在美軍的主導下縮編成自衛隊以後，在經濟方面仍然對亞洲地區有著不少影響，舉凡工業的機密機械技術、汽車製造或著是文化產業的飲食、戲劇、電玩遊戲、動漫商品乃至衣著服飾等日常用品直到現今依然被亞洲地區的人們認為是「高級品」的代名詞。日本帝國今日的成就是從一系列的鬥爭和機會中一步步完成的，首先從十九世紀中期，透過西方文明技術的輸入初步完成了民族國家統合的內戰，隨後又在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陸續解體後的亞洲真空地帶透過帝國主義的方式填補起來，並成為西方文明秩序在亞洲的代理人兼領導人，最後，即使二戰失敗淪為美國在亞洲秩序的附庸，仍然在文化、經濟方面具引領全亞洲的地位。日本的成功不全然在於其特殊的民族性或傳統文化，而是在每一次地緣政治秩序發生變動的當下都能相當機警地投入新的國際政治博弈當中，或許是天命也或許是偶然，日本帝國與其帶來的「亞洲現代化運動」已經成為了現今東亞各民族的一部份，深深地嵌入了東亞近代史的發展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