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書寫：我與他者的猜想

　一個跨越時代、被許多人閱讀的作品，它並不真的「寫得非常好」、「足以堪稱範本」，倒是站在一個文本被詮釋的角度上來看，它有它共時性的意義，也有它歷時性的意義存在。所以談「散文中的父母／親情／家長」不免都要從朱自清談起（呃），提及〈背影〉時，都還是會想到父親送朱自清搭火車時所鋪設的紫毛大衣，以及父親以肥胖的身軀攀爬月台，把橘子散放在地的情景，回火車上時把橘子放到大衣上，一派輕鬆地說著：「我走了，到那邊來信！」

　當然在閱讀時，我們或許都讀得到父親的其中一種典型：不擅長直接表達想法，於是做了很多事，還要故作輕鬆地撂下幾句話，以免情感太露，尊嚴自神壇跌落，遭子女看輕。如果擺回當時一九二○年代來看，此刻的我們或許更讀得到的是時代價值觀衝突：身為舊文人又是公務員的朱自清父親朱鴻鈞，以及一個參加過五四運動的新時代青年朱自清，因求學就職而離家、加上又與家庭多所齟齬的朱自清，可能早就習慣獨立生活，也對於父親此番諸多照料和迂腐的人際思維邏輯感到厭惡（給腳伕的小費還要講價、囑託火車茶房照料兒子）。我們或許更能從一些小道消息得知朱鴻鈞如何對待朱自清親生母親、如何讓「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散文末段一句「情鬱於中自然要發於外，家庭瑣碎便往往觸他之怒」所隱而不言的究竟讓朱自清多傷心氣惱。那些被我們課本中絕口不提的，被去脈絡化的〈背影〉，簡約地被詮釋成為「父愛」的種種顯影：橘子是解渴的、甜蜜的、溫暖的；紫毛大衣是尊貴的、華美的，種種給兒子的都是一種親情的物質讓渡；而父親自己穿的青布棉袍、黑布馬掛，似乎都呼應了那大去之期不遠的死亡印象。

　但事實上得細想，當我們詮釋「父愛」，到底是朱鴻鈞真心有了一種「天人感應」覺得父親應當給兒子此般付出？還是某種程度上這是一「被建構起來的親子關愛」？又或者，我們該回到一篇散文該視為作者的真實感受表達：作者／敘事者所述及的，恰巧反映了自己對某事某物的定義，而非描摹對象的實際情況。〈背影〉裡我們所讀到的，可能是朱自清對父親此一形象的召喚和想像，同時也是想像的父親和現實的父親的妥協：一個把家庭「虧空」的父親，如今送別時如此「一股腦兒」的付出，如同他搬運橘子然後擱置的情景。在心裡曾埋怨過的，如今像是償還般堆置在那，它可以是橘子，也可以是糖炒栗子或煎餅堆子吧，但那翻下月台又遲緩的動作，又是努力跟其他人交涉斡旋，為了家庭孩子得剛強起來的行動，忽然讓朱自清有了「這才是父親該有的模樣」的想法，才因此落淚。若沒有背後那層隱而不言的「壞父親」，我們光是想像自己爸爸替自己買橘子，雖然有點吃力，但也未必如此動人（可能只會在火車發動後發個訊息給爸爸說：該去運動了、不要爬月台會違法啦）。我們不妨再讀朱自清幾年後的〈兒女〉，寫自己也成為五個兒女之父，恍然意識到成為父親一事多麼困難，管教在心裡是理想的，落實起來卻是相形見絀的，那句「家庭瑣碎便往往觸它之怒」迴力鏢似的飛回來打到自己；而「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是不是又是朱自清自己時移事往之後，爬梳記憶與現今對照，其實是一句總算照見自己當初不懂父親，而今了悟的追悔呢。

　此刻〈背影〉這個文本在我讀來，可能全然是朱自己對自己的時間映照，也是自己形塑父親形象的雕塑品。這個雕塑品讓自己流淚，它呈現了朱自清冀望而未達的父親樣貌，而現實中的朱鴻鈞恐怕也無法再努力讓自己像這個雕塑了，因死期不遠，這個「成為父親」的前例和責任就落到了朱自清身上，這其實對初成家長的人來說，是艱澀的沉重的。

　於是當我們此刻討論父母，或許有更多時間不是在描摹一個偉大光輝的父性或母性原則及其形象。不妨從不同時代裡的選文考究：當我們談論父母時我們在談論什麼？一九八七年的《有情四卷》的親情卷裡編選序言說：

　所以書中選錄的篇目分為父親、母親、兒女跟手足為主題，還是傾向於傳統家庭的正面描述：家庭團聚、家族精神存續、父親的教誨、超我形象、或距離感與親子間的「遠端認同」、母親是照育與看顧，甚至以其孕育連結到土地、民族與國家。當然其中不乏「文學意義上」的名篇，如前文談及的〈背影〉，琦君〈一朵小梅花〉善用物品象徵手法寄託情感，以首飾和繡花手帕上的小梅花描述母親如何從少女變為人母，以己之筆代母親之口說出長年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冀望與淡淡的失落，女兒繼承了母親這份迴轉的心思；或者是在張拓蕪的〈紡車〉裡讀到母愛與生活互相比喻指涉在紡車與紡織動作上；王鼎鈞〈一方陽光〉中母親與空間的連結、林文月〈白髮與臍帶〉以線條作為親子連結（臍帶）也顯現其生命衰老（白髮）的文學語彙操作：或是直接比喻母親與國族關係的〈母親，妳是中國最根深的力量〉，母親彷彿一「鋪天蓋地為了孩子孕育其將來」的「母土」這樣稍微古早的命題。選篇都還是讀得到那父母顯得較為高上，而孩子常陷溺於懺情與追悔的情緒中。

　時間來到兩千年後，或許核心家庭與個體化的人格探尋已成為常態，相較於上個世紀對家庭的緊密連結，這個時候書寫親族的文字或許更顯得有內在探索的意味存在，不那麼強調孝順、父母恩義、傳宗接代等「把有同樣血緣的人們」綁束成為一個群體來探討，在《親情故事集》廖玉蕙老師的序言裡寫著：

　到了如是在乎個體化的年代裡，父母、親人、家長，也得視為另一個「他者」。所以在書寫中多半採取疏離的方式描繪他者，片面但客觀地理解。在王盛弘的〈存摺〉中描繪父親如何眼見經濟起飛而自己卻在這貧富差距拉大的過程中滅頂，回頭映照自己也如何想像金錢、生活，與自己也在獨立生活後，恍然得以（自以為地）懂得父親如何在想像的豐腴與骨感現實中灰心喪志。蔡逸君〈聽母親說話〉裡那份極度家常而瑣碎的描繪裡，「聽母親說話」這件事情未嘗不能解讀成「理解溝通的無能為力」，於是「聽」這個動作便成為溝通的折衝，只聽不說似乎是更體現了孝順中的「順」：親子到了某個年紀階段後，彼此也知道不能干涉彼此半分，我聽，我在意，但我不涉入你的個人意志。

　理解他者，當然積極所為是溝通以及和解，但文學作品寫了下來，多半都是那些溝通的未竟之境，因此他者便成為了一個映照，尤其，父母家人是「最親密的他者」、「最熟悉的陌生人」，深入的互動及其困境常常會觸碰到個人內心最深層而原始的命題，親子關係再延伸成為將來的人際關係、伴侶關係的源頭。〈水兵領洋裝〉宇文正少女時被小販「侮慢地誇讚」後，母親竟是挑了一套粉紅色睡衣送她，讓她往後對於愛情婚姻的想像裡，都有衣物這個角色的一席之地。或者寫高齡與長照之必然的社會裡，周芬伶〈美人魚之歌〉寫的是母親的老病，卻是預見了自己也正在歷經生命的有限，正在衰老如母親美人魚般的病身。

　當然父母家長、親子關係至今寫來，也未必全然是子女對父母的試圖理解，在價值觀的變化，資訊的快速流通之下，父母也理解到自己無法再以虛長幾歲的人生經驗自居，也擔心自己會追不上下一代的腳步，於是得要放下年長者的自尊，試圖向年輕靠攏，學習新世代的關心模式，但仍舊藏幾分長輩的擔憂。〈羅馬在哪裡？〉寫的就是女兒面臨聯考、同儕壓力，讓這位在一旁觀察的母親也只得內斂地煩惱著：面對穿耳洞一事不能再老套地教訓女兒「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要尊重個體意志、條條大路通羅馬卻讓母親親自體驗到年輕世代對未來的多元（又茫然）感，只能少些強迫關愛，多些溫柔陪伴。

　關於家庭的散文書寫在近年又接連交出漂亮的成績，新作家不避私諱紛紛寫下個體與家庭之間的碰撞，延伸出去的，其實是世代的碰撞、個體與群體的碰撞。或者是將自身所遭受的困境、噤聲的心靈禁錮擺放在社會群體脈絡中談論。比方性別牽連的家庭、國家議題的作品有《台北家族，違章女生》、《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拜》；處理性別與文化之間的衝突與認同的作品如《山地話／珊蒂化》、《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或者「不正常」或許才是眾多家庭樣貌的常態令人反思「正常的建構如群體想像之虛構」如《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或是父母神性之傾斜、父母亦是個體、家庭之幸福未必擁有相同面孔，父母子女性別的重新定義、親子之間所謂繼承的新義，等等書寫，再再重構多樣貌的親情、家庭的樣貌。

　寫了好長一串（根本可以當什麼小論文了吧）其實也只是為了講座所需而整理起來的筆記，只是我仍舊覺得如果書寫這件事情若體現了某個時代切面，那麼或許我們在閱讀這些作品的時候，可以看到時代裡的人與其價值觀都是暫時因應某個環境而思索的出路，定義是不斷修正的。儘管文本也只能遺留而無法修改，但詮釋是可以不斷翻新的，我不免要設想百年後的人們讀到二十一世紀後所寫的父母家庭散文，他們會怎麼評價？會不會以為此刻的我們怎如此落伍？竟為了這些對他們而言無庸置疑的價值掙扎糾結。或者他們會詮釋我們此世代為內向世代，得拋棄這樣切割人際的態度，導因於下個百年，有更大的課題或毀壞將要到來。比方《人類之子》那樣存亡之秋面對下一代的態度，或是超高齡的群體組構而成的新家庭，或者是更複雜的重組、收養家庭會對所謂親子再度下一個新的定義，或根本已經到達元宇宙的各種虛擬與現實交融的境地，以致「家」此一概念被取消了，導入到某種虛擬團體的認同，或是一個人同時有虛擬的家，也有現實的家了。

　這便不是我們此刻可以準確說出的，但可以試圖猜想，將來的樣貌與文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