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臺灣大河劇的「斯卡羅」自開播以來，臉書河道上的討論，與媒體發布的文章，已經把羅妹號(Rover，又稱羅發號)事件、南岬之盟與後續影響；大股頭卓杞篤(Tokitok)、法裔美籍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與英籍洋商必麒麟(Wiliam A. Pickering，1840-1907)等人物，在這段歷史所扮演的角色與正負面形象，交代得非常清楚，我就不再贅述了。
在「斯卡羅」的首集開頭，曾以字幕向觀眾傳達「1858年(四國)天津條約簽訂後，臺灣開港通商，對外打開門戶」這個歷史背景。不過，簽約的時間點，並非實質開港的時間點，天津條約在1860年才換約生效，所以臺灣是在進入1860年代，才根據條約開港通商。
天津條約不僅增開通商口岸，也全面開放洋人「准聽持照前往内地各處遊歷、通商」。哪裡是內地？就此後洋人在清帝國間的旅行範圍來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海陸邊遠地區(例如川藏滿蒙新與臺灣)，只要不屬於沿海條約口岸地區，都是廣義認定的「內地」。
總之，天津條約形同全面開放，洋人在清國各地的旅行權。對台灣而言，則是港口通商與洋人旅行各處的權利，在1860這個時間點同時放行。不過呢，早在此前，已陸續有許多外國船隻，行經台灣周邊海域，或有試圖登岸從事探險者，因不熟暗礁、沙洲、海象，遇難並不是甚麼罕見的事。
例如1840年代，英國輪船內不達號(Nerbudda)與安娜號(Ann)先後在基隆外海及淡水附近撞毀。後者在海難中，不僅嚴重損失船上的奴隸與鴉片，生還者還被押送到府城囚禁。此外，海盜劫掠、被原民攻擊、俘虜，亦屢有所聞。
1850至1869年間，英、美、西、普、荷蘭等國均有船隻，接二連三在臺灣附近的海域遭難，1840年代更有過之。所以，羅妹號事件並非19世紀中葉，外國船隻在台灣出包的偶發個案。
沒有不平等條約當保護傘的時代，洋人因為跟黑水溝不熟，因翻船或劫掠而折損人貨，更甚者遇到原民為求自保而成為攻擊的對象，加以各國在台缺少政教或商務等派駐單位，協尋海難生還者的調查工作相當受限，究竟行蹤不明者是否遭到原住民出草，多無線索可以證實。
話說，當年培里率領的黑船前往日本叩關，途經台灣試圖調查海難的失蹤者，但一無所獲。不過，培里倒是在測繪台灣島與周邊海域地圖的部分，獲得些許進展。在《培里日本遠征記》(the Narrative of the Commodore Matthew Perry’s Expedition to Japan)中，留下了當時繪製的福爾摩沙地圖。
較培里稍晚一些，同樣是1850年代，任職英國駐廈門領事館的斯文豪(Robert Swinhoe，1836–1877；又稱郇和、史溫侯)，曾搭乘剛強號(Inflexible)，從國聖港出發，途經臺灣府、打狗、旗後、枋寮、琅嶠、花東沿海等，完成22天的環台一周之旅。
斯文豪此行，係為了尋訪1848年在基隆遇難失蹤的歐美籍船員，拜會台灣府的官員時，對方雖答應發布告示協尋，但最後仍無下文。而斯文豪沿著灣岸勘查地方原漢風俗、礦產、自然生態，則是環台旅行最大的收穫。只是，1860年代以前，極少有歐美旅人的旅行足跡，深入島內奧地。
1860年以降，淡水、雞籠、台灣府(安平)與打狗陸續成為條約口岸，各國領事館、洋行、海關辦事處等機關，漸次在口岸設點。洋人赴台，或有傳教使命、商館職務、外館公務，或從事自然人文調查，這些人群的身分與在台從事的工作，扮演的角色與抱持的目的，經常是多重的。
想要傳教、探勘商機、資源，或深入了解殖民經略的可能性，當然不能只侷限在口岸活動，至於辦理外交，或採集調查研究，若不接地氣的接觸各地風俗民情，當然也行不通，所以，前往島內的未踏之境，是必要也是需要。
前述提及的英國駐廈門領事官員斯文豪，在1861年再度來臺，擔任英國駐台副領事。斯文豪除了是西方首位正式駐臺的外交官，他也是一位出身倫敦國王學院的博物學者。
斯文豪駐臺數年間，除了負責外館業務與在臺僑務，建立府城、淡水與打狗的駐英領事單位，也走訪過去他乘船環台未曾到過之處。採集鳥類標本之外，他曾深入玉山山區觀察水鹿生態；也到過花東、恆春訪查原住民；對英國政府也提出探測島內自然資源的建議。
斯文豪之後，必麒麟在也來了。他曾經是個航行經驗豐富的水手，到過緬甸、暹羅與馬來群島，全身流著沒有冒險犯難就會死的血液。此後，他被網羅進入大清海關，1863年被派往打狗擔任檢查員，接著轉任安平。海關主要負責往來船貨的查驗與徵稅，但不是每天都有船貨進港，單調的工作性質跟他到處趴趴走的個性格格不入。
1898年出版的《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 :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裡，必麒麟曾提到任職打狗之際，假日無處可去，生活倍感無聊，開始了他沿著水路釣魚、泛舟的活動，時間一久，足跡越來越往奧地延伸。
此前已來臺向原民宣教數年的天主教道明會，幫忙必麒麟引路，郭德剛(Fernando Sainz，1832-1895)神父曾幫忙撰寫介紹信，開啟了他接觸與觀察高屏地區(前金、萬金)漢人村莊、原民部落的機會。職務之暇的必麒麟，在島內各地探險，了解資源、生態與各村落族群風俗，逐漸嫻熟各種方言。
另一方面，必麒麟也積極廣結清廷在臺官員，與怡和等外資洋行的人際網絡。然後，他逐漸從一個被引路者，成為內地探險的通譯與嚮導，帶領初來乍到的歐美人士，進入原民部落訪問。像是1865年，長老會的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1835-1921)牧師，在必麒麟帶領下，來到高雄與臺南的平埔族部落宣教與行醫。
憑藉著上述的旅行經驗與人脈，必麒麟在1867年成功轉職，先後進入天利與怡記洋行，公司提供經費、馬匹和僕役，更有利他進入西人未曾到過的原漢村落，進行探勘商機的旅行，也順勢擴展漢番人際網絡。
而1867年這個時間點，剛好發生羅妹號事件，從福州來臺的李仙得，在必麒麟的隨行之下進入琅嶠十八社，進而與大股頭卓杞篤交涉，達成南岬之盟的協議。協議之後，李仙得又曾來臺的數次，探查礦藏、收集博物標本，記錄台灣社會的風土民情、族群關係、地質地貌、鄉鎮分布等，足跡遍及南北臺灣。
例如1869年底至1870年初，李仙得第七回訪臺，採取陸路從淡水前往臺灣府，再從打狗抵達萬金，此次也有必麒麟陪同，也有攜帶攝影師，與十多名抬轎苦力。
不過，當時臺灣的陸上交通，多有狹窄、未經整備，輪車難行的問題，舟楫仍是李仙得在臺灣南北間移動的主要方式。通過數次來臺的機會，李仙得從中蒐集大量一手情報，並繪製成地圖。在「斯卡羅」一劇中，李仙得經常伏案查閱地圖，或是在手記中繪圖。
1874年，李仙得以其任職廈門領事期間，往返兩岸處理外事的報告，整理成《臺灣紀行》的未刊書稿，內容除了承載李仙得數次在臺的見聞，亦收錄了豐富的攝影、地質、地圖資料，此外，這本圖文並茂的著作，並非單純的遊記，更集結了他對荷西、清代與19世紀西人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
2013年由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的《李仙得臺灣紀行》，係由學界歷時十多年，對美日兩地的李仙得未刊書稿版本進行比對與研究，並蒐羅相關史料，所整理而成。
(未完待續)
本文最初發表於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