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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異星入境》：雖預見死亡，仍選擇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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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關於語言與科學，何者應作為人類文明基石的辯論，曾短暫地出現在丹尼．維勒納夫（Denis Villeneuve）的《異星入境》（Arrival）中：「語言是文明的基石，是凝聚一個民族的黏合劑，是衝突發生時的第一件武器。」物理學家伊恩唸出了語言學家路易絲所撰寫的研究論文序言，「但這顯然是錯的。」伊恩隨後反駁道：「文明的基石不是語言，而是科學。」當伊恩接續說到自己與外星人交流的設想──諸如他們是否以光速旅行、他們從何而來、二進位制的信息交換──，路易絲則是打斷了伊恩：「在我們丟一堆數學問題給他們前，就先單純地與他們說話吧。」此後，兩人並沒有在共事中繼續爭論何者為人類的基礎，但是當路易絲明白了外星人科斯特洛（Costello）所意旨的「語言」等於「武器」時，無疑是推翻了科學的自信與傲慢。
綜觀二十世紀下半葉──甚至可以回溯至二次大戰甫結束的 1945 年──，以上所發生的事件對人類而言並不陌生：世界大戰的發生瓦解了人們對於理性、科學及實證主義的信心，並且認識到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有許多在本質上既非永恆也非必然（Barrett 2013: 39），因此我們必須尋找新的立足點來看待人類。結構主義以語言所建構的表意系統為依歸，但是對於主張「去中心化」的後現代主義學者而言，中心是可以於一夕之間改變的（Eagleton 2005: 34），因此一切都存在著不確定性，科學、語言皆是如此。人類的存在並沒有任何明確的立足點，而僅只是偶然的、轉瞬即逝的一粒宇宙塵埃。
不同於以上的是，就存在主義心理學者羅洛．梅（Rollo May）的觀點而論，語言存在一種名為「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特質：
隱約中，我們感到願望不僅是想望的滿足而已。[…] 而當我們認識到人類願望中的意義面向──亦即願望並非一種單純的欲力──時，這個主題（意向性）則開始得到清晰的呈現；我們在語言、藝術及其他象徵中，看見此願望的意義面向。（May 2001: 327）
引此，意向性被定義為連接主客體之間的橋樑，並使得主體經驗與外在世界得以跨越界線並產生連結（May 2001: 329）。在《異星入境》中許多未來及語言之間關聯性的暗示下，語言的意向性確實可以使語言成為人類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透過梅《愛與意志》（Love and Will）對於愛、意志與意向性的闡釋脈絡來理解《異星入境》。
意向性
當我們認識某件事物時，意味著我們已經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 這表示在認識的過程中，我們被所認識之事物賦形，但就在此一認識行為中，我們的理解力亦同時賦予此認識對象以某種形式。（May 2001: 331）
藉由梅引用神學家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對意向性的闡釋，我們可以發現主體與客體──也就是我們與物／環繞我們的世界──之間，並非以對立的形式存在，而是互相塑成的。如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言「意義乃心智之意向」（May 2001: 333），當我們想像了某一事物的存在方式，我們也賦予了他們存在的方式；同時地，他們也回過來定義了我們的存在。
路易絲在第二次與外星人見面時，她拿著寫了「人類」（human）的字板、並指著自己，告訴外星人自己的身分：此時路易絲認為自己正在向外星人「自我介紹」，但是在她不明白外星人的口述語言、外星人似乎也無法明白英語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的交流便僅限於觀看，尚不能把彼此的意識分予對方──也就是，路易絲腦中所把握的外星人與實體的外星人並不相同，因為她無法將實際的外星人與概念的外星人連結在一起，反之外星人亦是──，兩方的形象僅止於在各自的意識中以概念的形式存取。
除此之外，路易絲與外星人之間的觀看，我們可以對應到梅所說的願望與意志之間的關聯：
所謂意志，是指個人組織自我的能力，以使個人能夠朝向某個特定方向或既定目標。願望則是以想像力對眼前正在發生的行為或狀態，編造隨後的可能性。（May 2001: 316）
透過梅對於願望與意志的闡述，我們可以理解路易絲有著理解外星人的願望──起碼以美軍託付她的任務來說，要破譯外星人來訪地球的目的與動機，她必須有理解外星人的願望、理解外星人的語言的願望在先，才能使她進行下一步的行動。由此看來，路易絲在與外星人溝通前、便已經有了理解外星人的願望，而她作為一位語言學者所具備的能力──理解他人與理解外星人的能力──，便是她的意志。
綜合上述，路易絲雖已具備理解外星人的願望及能力／意志，但她仍無以和外星人交流，便顯示了她缺少與外星人之間的通道，也就是意向性。意向性不僅連結個體與外在世界，同時在個體的意識與行動之間扮演溝通角色：當一個人意欲去做某件事情時，僅憑純粹的想像與想望無法使個體產生實際行動，即使其中潛藏著一個推動人們朝向某個方向行去的力量（May 2001: 337），此力量仍舊沒有被付諸實現，個體仍舊處於想像與意識的階段。
於是，為使意識與行為的連結變得可感知，兩者之間必定存在著意向性，並且意向性同時包含著意涵和行動。在路易絲第三次想要與外星人達成溝通與理解的同時，她脫下了自己的防護衣，讓外星人看見自己，並且走向了外星人、將手放在玻璃上──此處，路易絲的行為顯示了她的注意力不再受限於理解外星人的「願望」，而擴展到了理解外星人的「可能性」。以日常生活的例子而言，我們初次與某人相見時，我們可能會對此人抱持各式各樣的想像：好奇、懷疑、不安、恐懼，同樣地，對方也會如此看待自己。若這些概念僅停留在我們的意識之中、僅停留在觀看的層面，我們將永遠失去理解對方的機會。於是，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可以跳脫出這個框架，也就是意識到我們與對象之間存在著「可能性」的同時，意向性便將我們對於對方的想像帶往行動，將我們帶往對方身邊。我們以語言開啟嶄新的關係，並自此開始驗證或推翻我們所有的想像。
因此，我們可以說，路易絲在瞬間對於與外星人的可能連結進行了「想像參與」（imaginative participation），使整件事向她、向外星人延展開來，使理解發生（May 2001: 338），讓他們得以建立溝通的基礎。路易絲的願望與意志使她「想要」伸出手，而意向性則是此推動她的力量，並完成了願望與意志到行動的過渡。
語言的意向性
當人們在看見事物的當下，便已經和事物建構起關係，也就是搭建了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橋樑，此即「觀看先於言語」（Berger 2010: 10）。伯格（John Berger）認為：
藉由觀看，我們確定自己置身於周遭世界中；我們用言語解釋這個世界，但言語永遠無法還原這個事實：世界包圍著我們。（Berger 2010: 10）
的確，在建立主客體關係上，言語存在著缺陷：言語始終無法解釋部分及完整的真實。不過，伯格顯然是忽略了語言的意向性，才將語言放置於觀看的重要性之後。觀看構成了主客體的初步聯繫，但是僅限於兩者之間被動而靜止的狀態，無法進一步促成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交流。當主體或客體透過行動、肢體以及語言為彼此命名時，兩者之間的關係才正式以相互的方式重新建構。伯格所說的主客體觀看關係僅存在著片面而不完全的理解，並且因缺乏意向性、兩者之間的可能性永遠無法達成。
當路易絲開始學習宇宙語言後，也開始看見未來──此處我們很容易將「語言」與「預知未來的（超）能力」直觀地聯想在一塊，但是兩者背後的含義實際上遠為更豐富。
先前我們觀察到，意向性參與了個體之間的理解，使得理解產生可能並且被實踐。如同伊恩所言，「（外星人的）符號語言不受時間限制，他們的書面語言和飛船的身體一樣，不區分前後方向。語言學家稱其為非線性文字。」外星人得以在接收訊息後以單一符號表達多種概念、且此過程只消兩秒甚至更少的時間完成，從意義的產製、傳遞，到成為被他人所理解的語言，這三個階段幾乎是合而為一的。因此，外星人的意圖及行動本就是互相連接，甚至是同一物──他們思考的同時，也付諸了語言。於是我們可以從此看出語言中確實存在著意向性：外星人的願望與意志指向了語言，並且透過意向性將前後兩者連接在一起。路易絲在其著作中表明：「語言是衝突發生時的第一件武器」，而以外星人的定義而言，語言不僅只是一件武器，而是其作為一件武器、一件工具，它是指向未來的。當外星人產製思想的同時，便已經指涉了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情。
透過呂格爾（Paul Ricœur）對於英文單詞 will 的解讀，我們可以更為明白語言中的意向性：
在「我將要去旅行」這句話裡，這趟旅行不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就是說，看見我自己已經在旅途的路上──亦是一個將被完成的行動，是我要去實踐的計畫。易言之，這是一個在我能力範圍內，可以被我實踐的可能性。呂格爾指出，在這個旅行計畫中，我們所處理的是未來結構。（May 2001: 354-5）
由這個例子我們清楚看到，願望與意志不同於精神分析學者認為願望純粹出於慾望匱乏而指向過去，而是對於未來的形構有所想像及參與。在路易絲進行第一次體檢、軍方問道她是否懷孕時，路易絲遲疑了一下才接著否認。對照後續的發展──路易絲確實與伊恩組成家庭並生下了女兒漢娜（Hannah），路易絲的遲疑顯示了她在尚未擁有預知能力前便已能夠對自身未來進行想像參與及建構，而此即意向性在人類語言中的蹤影。除此之外，路易絲在末段解決了全球的局勢危機後，延續了片頭的自白：「所以，漢娜，妳的一生從這裡開始⋯⋯從他們（外星人）離開的那一天」──路易絲此時已經在預知能力中「誕下」了漢娜的生命，這點同樣印證了語言的意向性。
或許對外星人來說，由於願望／意志、語言及意向性三者已經被他們廣泛地使用於日常生活，所以難以區分，但是對於人類來說，意識到語言中的意向性仍具有相當的難度。以笛卡爾的觀點而論，外星人的思考方式實踐了「我思故我在」，而人類則在「我思」與「我在」之間區分出「我能」—「我願」，後兩者即為意向性的橋樑，同時為人類對於自我認同的根本經驗（May 2001: 356-7）。更精確地說，語言包含在所有建構自身與周遭世界的行動範疇內，若能改變思考模式──將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空隙填補起來，使成為一體──便能以非線性的方式理解時間，而非透過學習外星人語言進而重新理解時間。
愛與死亡
時間是我們這個「我」存在的條件。個體與其存在條件的關係一旦斷裂，我們的生命環境自然就會毀滅，死亡也隨之降臨。
沒有了時間，記憶也不復存在。[…] 一旦失去記憶，人就成為虛幻存在的囚徒──因為他跌出時間之外，無法理解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也就是說，他注定瘋狂。（Tarkovsky 2017: 95-6）
如同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所說，路易絲於片頭的自白中表明了人被抽離時間後的精神狀態：「我曾以為我對你（漢娜）的記憶從這一刻開始。人的記憶是個很奇怪的東西：我們的記憶被時間順序和因果關係牢牢地束縛著。但現在，我不知道什麼是開始、什麼是結束。」開始預見未來的路易絲，時間形同發生顛覆、記憶的順序也因而被倒置。
然而，時間的非存有並不全然如塔可夫斯基所認為的那樣悲觀。相反地，時間的可感知性與被意識性在路易絲預見未來後開始產生。在未來的片段裡，路易絲逐步看著自己的女兒從出生、成長到死亡，以及自己與伊恩的相愛和分離。路易絲說道：「儘管知道了整個旅程，也知道它將把自己帶往何處，我擁抱、並且迎接每一個瞬間。」並且向眼前的伊恩問道：「如果你可以從開始到結束、看見你的整個人生，你會改變任何事情嗎？」路易絲看見未來的同時，也看見了死亡，因此我們同意未來與死亡是平行出現的、且被置於同等的位置上：迎向未來的同時，死亡也在遠處的日暮中等著我們。即使擁有預見未來的能力，死亡終將來臨。
然而，意識到自身的限制性──失去、病痛、衰老、死亡──反而能使我們重新省視自己的生命。而人類的可貴性便在此：我們有能力意識到自己某種程度上是被決定的，但是仍能夠選擇自己要和這些因素保持什麼樣的關係、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們（May 2001: 399）。雖然預見了未來將要發生之事，但路易絲顯然沒有打算逃脫或改變命運，反而選擇與伊恩相擁。此處可以對應到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心臟病襲擊後所寫下的熾熱文字：
死亡，和它始終將現身的可能性，使得愛、熱情的愛，成為可能。倘若我們知道自己將永遠不死，我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如此熱情地相愛、是否還能經驗到這等狂喜。（May 2001: 137）
擁抱愛與生命，短暫地緩解了面對死亡的痛苦與焦慮，而對死亡的覺識感將使我們對愛有更廣闊的開放性（May 2001: 137）。路易絲從未來中對死亡有所覺悟與認識，於是在伊恩的懷抱裡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到來。伊恩作為路易絲的命運，也同時回應了路易絲。
愛與意向性
若我們回顧梅對於愛與死的內在關聯性，或許便能理解伊恩何以向路易絲問道「妳想要一個孩子嗎？」：
性活動是壓抑內在死亡憂懼最現成的方法，並且，人們可以藉著性的生殖象徵，在某種程度上戰勝死亡。（May 2001: 147）
前述我們已經討論路易絲預見未來的同時、也面對了摯愛之人的死亡與離去，她接受了自己的命運並迎接它的到來。然而我們無法忽視，面對命運等同著擁抱死亡，死亡終其一生都如影隨行地跟著我們，在太陽下山之後、黎明返回之前，在任何陽光無法觸及之處。一切都如漢娜的童言童語：「我是無法阻擋的嗎？」（Am I unstoppable?）──無人能阻擋宿命所帶來的一切不可抗力因素。此時的路易絲答應伊恩的提議、以及漢娜的新生，便是在抵抗漢娜在十二歲將臨的死亡。
至此，我們可以從《異星入境》的情節中明白：愛──即與他人相愛、攜手勇往直前，以生命力量抵抗死亡，以及意向性──對於各種可能性與未來的想像，建立與外在世界的實在關聯，分別對於人類對抗自身的有限性有何重要性；以及語言的本質──如梅所言，我們在語言中尋找、形塑自己的意義母體，語言亦是我們和其他人類共同分享的所在（May 2001: 338）。語言必然存在著侷限性，但是若不透過語言，我們便喪失了一切了解他人或這個世界的通道，我們將萎縮成一個個孤獨的個體，無法擴展彼此的意義。正是藉由這個參與的過程，人類的意識──以及《異星入境》所涵蓋的、物種之間的意識──才能夠進行彼此理解、成長、改變，並且變得越來越澄澈而充滿意蘊（May 2001: 388）。
全文劇照：索尼影業
引用及參考書目
中文
William Barrett 著，彭鏡禧譯。《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經典》（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新北市：立緒文化，2013。
Terry Eagleton 著，李尚遠譯。《理論之後：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After Theory）。台北市：商周，2005。
Rollo May 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Love and Will）。新北市：立緒文化，2001。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台北市：麥田，2010。
Andrei Tarkovsky 著，鄢定嘉譯。《雕刻時光：時間．記憶．夢境：塔可夫斯基談創作美學》（Sculpting In Time）。臺北：漫遊者文化，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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