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初，筆者收到麥田出版社的行銷團隊，寄贈的這本《羊之歌：加藤周一自傳》，謹以此拙文致謝。
儘管書中已有作家邱振瑞先生的導讀，以簡潔的篇幅介紹了作者行醫從文的歷程，以及在反安保、反戰與軍國主義的批判立場。讀畢本書，基於個人的職業病，又去翻閱了作者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在1960年代為「每日新聞社」撰寫，其後增刪並出版，並重刷過多次單行本的《世界漫遊記》。
所以，數羊就數到現在了。羊年出生的加藤周一，以《羊之歌》作為其散文體自傳的書名，將1960年代中葉連載於《朝日周刊》的一系列文章為基礎，集結為《羊之歌》與《續羊之歌》，在1968年出版成書。今年發行的繁中版本，所收錄者即為正續兩集的內容。
羊的溫馴，或許使人聯想到羊群，群聚並遵行一致的方向行進，代表合群、從眾。而離群的羊，往往也意味著失去群體的庇護，容易陷入被掠食、吞噬的危險。
1931年，加藤周一進入當時的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校就讀，在他入學的幾個月前，發生了滿州事變，暴走的軍部，自此將日本推入了侵略戰爭的不歸路。而二二六事件、蘆溝橋事變，與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則在他入學高校期間陸續登場。1940年，加藤周一開始就讀東京帝大醫學部，次年，太平洋戰爭爆發，1944年，盟軍開始對強弩之末的日本，展開了本土空襲行動。
中學校時期，加藤周一流連於父親的書房，閱讀《萬葉集》，領略詩歌文學的奧妙與魅力，為他其開啟一扇想像世界的大門；與此同時，啟發他洞察日本近代國家本質，理解自身面對現實生活的沉悶與束手無策，則是芥川龍之介的著作。
高校時期，結識中村真一郎等諸多文學同好，觸發了他對歌舞伎、能、狂言，與西方文學思想的興趣，他亦曾加入映畫演劇研究會，也曾擔任過文藝部委員。東大醫學部時期，他大量涉獵西方思想與文學，希冀藉以反思人的存在意義。
在舉國陷入軍國主義狂潮，與大東亞共榮想像的年代，少年加藤周一，則作為一隻離群的羊，通過文學的讀寫，與社交網路中，尋覓出另一條出路，形塑了他日後的批判軍國主義，捍衛民主與和平憲法的反戰立場。
加藤周一以文學作為志業，使其具備獨立批判的思想資源之外，或許也有來自原生家庭潛在的影響。例如加藤周一在書中提到，任職大學醫局長的父親，教授的候選人推薦問題上與校方意見相左，遂從大學醫院離職，在家族的資助下，成為自行開業的醫生，仰賴少數上門求診的患者，與為名人富戶定期出診，以維持四口之家的生計。
選擇與多數人的一致思想或行動保持距離，向來不是容易的事。
閱讀一代日本文學評論大家，回顧自身優游涵泳於醫學與文學的歷程，及戰後選擇參與反戰與捍衛和平憲法的思想脈絡之外，從這部自傳也能俯拾許多大正、昭和時期的生活史料，例如加藤周一的旅行經驗。
隨父母前往埼玉縣熊谷的老家省親，是加藤周一兒時最期盼的旅行。從澀谷出發到上野車站，抵達熊谷，數段輾轉移動的路程，與鄉間的小住數日，對加藤周一而言，是脫離東京城市日常空間，及人間關係的解放時刻，這樣的距離感，也是他思索城鄉生活，與作為「旁觀者」身分的開端。
當火車通過荒川鐵橋，車輪轉動的節奏與汽笛的聲響，對加藤周一來說，是暫別東京的意象，與對終點站的期待。農村的稻田、林間、草泥香氣與鳥鳴，與鄉野小路間的信步或奔馳，是在東京少有的體驗。
另一方面，農村孩童熟門熟路的在小路間穿梭，時隱時現，與對他這個「東京人」的好奇，讓他意識到自己即使渴望成為此地的一份子，在地方孩童的視線中，仍舊是個「東京人」。
明治以降，旅日外國人在日本國內的山間海邊，興建別墅躲避暑熱，漸成一種新興的休旅風氣。時序進入大正、昭和時代，避暑休旅之風，也逐漸普及在本國人之間。高端的富裕層，多仿效早期外國人的習慣，蓋起避暑別墅；中產家庭則會以租賃的方式，承租該地的房舍，作為避暑休旅的居所，宿泊時間往往長達一兩個月。
加藤周一在就讀中學與高校時期的1930年代，每年夏休在信濃高原追分村的避暑生活，就是源於上述的旅行文化背景。位於輕井澤外圍的追分村，在江戶時期是中山道(或稱中仙道)上著名的宿場，參勤交代停止之後，沒落許久的旅籠屋，從輕井澤蛻變成著名的避暑地過程中，獲得轉型重生的商機，吸納了大批人群從東京前來的休旅的住宿需求。此外，追分村當地的寺院，也會在夏季提供短期出租的單間雅房給學生居住。
加藤自傳中提及追分村的「油屋」，現已由舊址移轉，改建成保留原樣的「油やSTAY」日式旅館。昭和時期的「油屋」，曾是許多名人來此避暑時的居所，寫作《風起》(風立ちぬ)的小說家崛辰雄，就曾是這裡的住客。
追分村的林間霧靄，變化莫測的淺間山景，綠草與火山灰小徑和白樺樹，與為了避暑在此離返的人群，使少年加藤周一在信濃的高原牧歌中，體悟到藉由遠離東京，再重新認識東京的旅行意義。
加藤周一那位早年遊歐，軍旅退伍後經商，多金且作風洋派的外祖父，是他兒時最初接觸西方事物的媒介。外祖父在銀座經營義大利餐廳，擁有氣派的洋房，陳列著各種購自外國的紀念品，亦能操一口流利的法語。
戰後作為半公費生，負笈歐洲的加藤周一，初次抵歐，自承有種與童年世界久別重逢之感。以往外祖父引領其接觸的西洋器物、飲食、音樂和法語，也讓加藤周一在初抵西歐之際的旅行視線所見，並非是千里跋涉的實際異域，而是長假之後的舊地重返。
兒時的西洋印象，在此後海外與日本之間往返與旅居的生涯中，逐漸退為加藤周一實際認識的西洋圖景裡，極為渺小的一小部分。
日本在戰後從廢墟中重新站起，直至1964年全面開放國人自由赴海外旅行之前，若非公門、商務或留學的需要，能夠出國者可謂鳳毛麟角。在自傳中，加藤周一書寫其1950年代的去國遠行，搭乘著當時仍非普及交通工具的飛機。
加藤周一的空路移動經驗，並未如同時期取道昔日「帝國航路」赴歐的遠藤周作等人，自身作為戰敗國民，在旅路上強烈感受到各地的仇日的情緒。從羽田機場輾轉中停香港、喀拉蚩、貝魯特等城市，輾轉在巴黎降落，加藤周一由此開始了他在歐洲的學業、工作與世界行旅。
求學於巴黎大學醫學院，法語是加藤周一深造學術與日常溝通的語言；為日籍遊客與會議擔任翻譯，母語是餬口的工具，切換著不同的語言，習慣從任何事對比東京與巴黎，歐洲各國的旅行足跡所至，亦處處留心，觀照日歐文化藝術的本質。
加藤周一在自傳中，敘述其文學、文藝的學養與知識系譜，並非筆者能力所能評述，僅就其傳中的部分旅行書寫段落，淺述自身閱讀之所獲。
本文最初發表於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