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大偉教授的導讀中提到，如今當我們被疫情受困於家中時，或許正因此多了時間可以回頭面對那些堆疊成山或累積一層薄薄灰粉，沒有機會打開的書本，甚至是拾筆書寫、抄經。我的情境是在即使基於身份基於興趣而去閱讀，也是在真正把文字讀進腦中生成畫面時，才意識到一直以來的生活節奏早在無形中加快而毫不自知。比起他人，疫情發生並沒有帶給我多麽劇烈的改變，我依然必須閱讀，也沈浸在閱讀中。只是多了當我們被置於這病毒肆虐的情境底下，把「疫情」當話題出版也是一種策略，對我來說是非常新鮮的觀察。當時疫情剛開始蔓延於我國時，我還在書店工作，隨時可以掌握第一手新書資訊的優勢也就陸陸續續察覺，出版來源來自四面八方：醫生的現場觀察紀錄，因疫情造成金融市場、政策決議受到波及而必須因應的新版措施——甚至是這次要分享經由《紐時雜誌》當中一期專收錄疫情當下為題而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都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於現代人如何回應我們目前身處這個既迷幻又真實的時代，可以做出的回應或是心情抒發管道。
其中我最喜歡的短篇是Mia Couto所寫的〈義賊〉。故事簡單來說，主角老者他在某天接到一個穿著全身隔離衣的訪客到家門口。老者以為訪客又是要來劫財，對於種種訪客事實上是要保護他免於疫情感染的行為都解釋成是要對他不利，這讓老者又是心驚又是以一種豁然的矛盾心態接納對方。而親好的行為反倒讓是要分配清潔用品給老者的衛生人員嚇得逃離老者家。老者看著對方試圖劫財卻失敗，甚至認定主動給予他機會下次將家裡僅值錢的電視偷走。這篇故事先是點出背景發生在戰亂頻繁、生活條件顯然惡劣的國家，以及從弱勢角色眼中已將一切視為日常的反應都像是為作者側面說出他欲傳達的訊息。而當我去google作者Mia Couto時，更是有了驚人發現以回應我的猜測。
Mia Couto自是莫三比克，並在求學期間曾加入反葡萄牙殖民的「解放陣線」游擊隊。這個又可以延伸出解放陣線參與1964-1974這段為期十年的莫三比克獨立戰爭，最後成功於1975宣佈獨立的歷史事件。如今的Mia Couto不僅是非洲文學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家，亦是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呼聲同高的熱門候選人之一。根據《新京報》提及，Mia Couto即使在成功獨立後也拒絕隨同其他後裔回到葡萄牙前殖民國，作為一名反殖民主義者，他理解自己作為莫三比克人應有的責任，便以書寫將母國的歷史攤在陽光底下。（有趣的是，台灣竟然有出版社出版他的代表作《夢遊的大地》）
能認識不同作家倒是我認為讀選集中最有趣的部分。除了〈義賊〉外，我也很喜歡在末日來臨前，祖孫和解的〈起源故事〉，繼父繼子如何相處的〈完美的共乘伙伴〉，描述罪犯被隔離日常的〈若希望就是馬〉，以及一段在機場偶遇的〈帶著大紅行李箱的女孩〉。不逐一介紹故事一來是篇幅有限，二來喜歡這件事終究是主觀，沒提及的就是我無感，甚至是看不懂的短篇，而這正是閱讀選集的特別之處，雖然沒什麼共鳴的篇數居多，總體來說，還是讓我邂逅了一名我會繼續關注下去的作家。
回想SARS發生時，我也才小學一二年級，那段記憶是相當遙遠，一樣被添上層層恐懼的時代。人們被大量資訊製造出的恐懼左右判斷力，新聞一再重複播報的畫面深刻在腦海中，即便從業人員認為這是據實以告，卻忽略了基於想知道現況怎樣的民眾早早就被資訊的來回灌輸，進而被侵蝕理智。面對疾病，更多時候我們必須先戰勝的，是自己人對自己人的資訊戰與資訊霸凌。縱使會關注政治，在這時候，我並不想多談或臆測covid-19新聞是否被任一政黨或勢力，當作意圖混淆民眾認知觀建立的工具。是因為如果真的要談，就必須好好談，在能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為前提下，提出證據，提出能使人思辨、信服的內容，並不愧對其他同在領域中努力的專家們。回到故事，我認為不是一種躲避，作為載體，它時時刻刻回應社會，回應處於這時候的我們，正在期待什麼，又對哪些價值觀感到失望甚至是意圖做出改變，而落實這一切的原動力都是必須「先活著，我們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