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在2014年底因佔中運動而被捕所撰寫成的《敵人是怎麼煉成的》這本見聞錄，深深影響著我，不只因為內容竟然以不那麼悲催的方式，更因其魔幻性卻間雜現實而讓人暈浮在裡頭，但面對著諸種不可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而在其後的取保候審（軟禁）一年期間，她畫地為牢，至今之間的多本著作也描繪了對於民主的實作（《可操作的民主》、走在台灣的社運實踐（《走著瞧》），而這本《親自活著》可以說是本工具書—無論何種意義上的。不僅告訴我們如何親自活著，甚至還附贈了實作手則。也就是告訴你怎麼去釀酒、做果醬（或說總和水果應用），總而言之，這是一場革命，吃的革命：革命就是請客吃飯。
上不封頂下不保底，裡頭經常出現這句話，有時我們很難想像一個「無界限」竟然可以那麼文藝又那麼草根地被表達，而這就是寇延丁讓我見識到的，如何把一個大事用親近的方式表達，那麼容易卻又那麼困難。「不管是請客吃飯還是請自己吃飯，革命就是做一點選擇。在牢裡，我不要做仇恨的囚徒；在超市裡，我不要做添加劑的囚徒。」對於一個受過「顛覆國家」罪名逮捕的公益人來說，面臨那樣無來由尋詞框罪的經驗，「自由」是更親身親歷感受到珍貴的價值。自由的對面正是權力，知道自由價值的人不可能不戒慎著權力，尤其是被剝奪過自由的人，且這剝奪者正是政治社會中最高且絕對的主權國家（State），也是當代最為顯著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國家。然而，17世紀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在這個世紀中也因為跨國資本的崛起，使得資本成為得以抗衡、甚至擁有凌駕過國家的權力，寇延丁正是在人的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之首「食」對抗權力的浸透。
「工業化生產加工、商業化食品銷售系統，甚至把人也變成了其中一環，不僅把味覺變成了添加劑的實驗場，人的生命也一樣。工商業壟斷形成了自己的權力系統，不僅掌控了我們的生活，還改變著人們的思維。」
我們的生活在出生時就已經無可避免地嵌在社會中而存在，文化、語言正是標誌著這點的特徵，而若說自由是人本應的狀態，那麼這些反抗都是「奪回」自由的行動。不自由其實也有他的好處，那就是安全，弗洛姆分析納粹群眾的社會大眾心理正是在於逃避自由以權威者的決定為決定，如此所享受的安全感好處即在無需擔負自由所伴隨的責任。而在自由的狀態中，我們隨時都處在動盪之中，
「生命狂轉的日子裡，每天醒來會先問問自己『我在哪裡？』永遠行無蹤跡永遠居無定所，永遠有做不完的事。...」
而要安穩的日子更不可能得像被抓捕那般日子一樣的穩定，
「人生之中，最為穩定的事被抓進黑牢那段日子，永遠不用問自己在哪裡。」
像寇延丁這樣的怪人，自釀自作自己供電，活像個活在21世紀的孤島遺民，但他不是被放逐，而是自我解放。生活被資本主義社會、科學實證的思維給形塑，這是馬克思主義說的「虛假意識（false conciousness）」，因此寇延丁所實踐的自由並不是在政治秩序下與主權權力、資本權力所對立的「自由」，卻是超脫於此二元對立之上，本真意義上而無相對概念依存的「（真）自由」。
看來困難，也實際困難，因為我們都已經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卻無所不在枷鎖之中。然而，卻又那麼容易，就像波埃西說的：「若自由只要渴望便能得到，他所要做的就單單是渴望，這世界上難道還可以找到哪個民族，會認為一個願望是太高的代價？...若我們對他什麼都不供給、一點也不服從，這麼一來，無需戰鬥或壓制，他將變得赤身裸體、土崩瓦解直到一無所有，就像樹根若失去養分，樹根終將乾枯殆盡。」
寇延丁即以那傻勁「做」，就是「做」，去實踐她反權力、追尋自由的行動，而這都是，從廚房到廚房、一個人到一個人之間，慢慢且漸漸地以如此先驅作為典範，見賢思齊之外更是有人先走過了這條路使得後繼者得不承擔那麼大「自由的風險」，能在不放棄那麼多「安全」的情況下往自由更接近一些。前先被抓捕是他顛覆國家的罪名，而他這所做的脫離當代社會的行動與示範，是一更大的顛覆，若說這社會有個判準存在，那真是罪大惡極了，然而她說：
「不管我們是不是一個革命者，首先都應該是一個親自活著的人。」
若說我們去追尋自由的方式，是因為我們要成為一個「親自活著」的人，宣判我們罪行的這些體制，是否才是真正該被省思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