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上）

上篇提到禪宗四祖道信法師與無姓兒的故事，後來無姓兒跟著道信法師出家，當時只有七歲。貞觀年間，唐太宗因為仰慕道信祖師的德風，多次召他入京，但法師都以年邁體衰而推辭了。最後一次，唐太宗對使者説：「如果道信再不肯來，就把他的頭拿來見我。」使者把這個意思告訴道信。誰知他毫無懼色，引頸就刃，這麼一來，反而把使者給嚇跑了。太宗聽後，更加欽慕了，就不再強迫他進京，還賜給他許多珍寶，以遂其志，唐高宗永徽年間道信於雙峰山（今湖北黃梅西北）捨報。

中國禪宗從初祖達摩祖師至三祖僧璨大師，門徒都行頭陀行，即所謂的苦行，例如日中一食，早晚不吃；隨緣而住，並不定居在一處等。到了道信大師，禪風一變，道信初入黃梅雙峰山，一住三十餘年，會眾多至五百；後來弘忍大師移居東山，又是二十餘年，弟子多至七百人。兩代禪師都定居一處，過著團體生活，生產自給自足，把挑柴運米等一切勞動都視作是修行。且弘忍大師認為學道應該山居，遠離塵囂，這成為後來馬祖道一、百丈懷海建立叢林道場，實行農禪生活的先驅，在北投就有一間農禪寺，當初旁邊有一塊農田，後來聖嚴法師的信眾太多，就成立了法鼓山。

《楞伽師資記》記載：「信禪師再敞禪門，宇內流布，有菩薩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門，為有緣根熟者說。我此法要，依《楞伽經》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說般若經》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道信法師的《入道安心要方便門》，顯出了道信禪法的三大特色，

首先是菩薩戒與禪合一：菩薩戒是持心戒，以佛性為戒。菩薩戒當時在南方非常普遍，梁武帝與隋煬帝(當時為晉王)都曾經受菩薩戒，道信透過與菩薩戒的融合，讓道俗皆可以共修。

其次是楞伽與般若合一：即將《楞伽經》的「諸佛心第一」，與《文殊說般若經》的「一行三昧」結合，制爲「入道安心要方便門」。達摩以楞伽印心，而有般若的風格；道信的楞伽與般若融合，是體悟般若爲即空的妙有，而不與楞伽的如來藏有任何差別。

第三是念佛與成佛合一：「念佛」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法門，自廬山慧遠結社念佛以來，稱念阿彌陀佛，成爲最平易通俗的佛教。達摩禪凝住壁觀，聖凡一如，原與念佛的方便不同。道信引用了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念佛三昧之一。「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息一切妄念而專於念佛，心心相續，念佛心就是佛。道信的「入道安心方便」，是這樣的方便。依念佛而成佛，雙峰禪門才能極深而又能普及。

大乘念佛的二大流派，一是以般若經爲主的念佛，是實相念佛，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以諸法實相而觀如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都是同一意義。二是以《華嚴經》爲主的念佛，是唯心念佛，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夢。……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念佛，是念佛的無邊相好，等到三昧成就，諸佛現前，於是體會到我沒有到佛國去，佛也沒有到這裏來，諸佛現前，都是唯心所現。

與阿彌陀佛有關的念佛，也是這樣，如《佛說般舟三昧經》：「意所作耳（唯心所現），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是佛心，佛心是我身。心見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是癡心，無想是涅槃」。《觀無量壽佛經》：「諸佛如來法界身，遍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念佛而悟入唯心所現，於是乎開展了「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法門。後代禪者常說的「即心即佛」，不是禪者所創，而是大乘經中，與念佛有關的三昧。

隋煬帝由於不顧群臣反對而執意在大業十二年(西元616年)，天下大亂的時候下江都，而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最後死在自己的御林軍手中。隋煬帝一死，天下馬上出現了三個打著大隋的皇帝，一個是隋煬帝的孫子代王楊侑，當時已經被李淵立為皇帝。第二個，隋煬帝的侄子秦王楊浩，被宇文化及立為皇帝。第三個，留守東都，正跟李密打仗的越王楊侗，在隋煬帝死後也被王世充立為皇帝。這三位在沒多久後，都死於擁立他們登基的人手上。當時李淵已經占據關中，逐鹿天下的過程中，李世民靠著他的軍事才能，接連打敗當時的主要勢力，如薛舉、薛仁杲父子、劉武周以及竇建德等。

李世民在擊敗竇建德後班師返京時，受到長安百姓的隆重歡迎。武德四年十月，封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食邑增至二萬戶。李淵又下詔特許天策府自置官署，李世民因此闢弘文館，收攬四方彥士入館備詢顧問，與秦王府相結合，成立了一個小內閣。

《玄武門之變的遠因》

隨著李世民的軍功顯赫，他逐漸產生覬覦皇位的野心，另一方面必然引起李建成的妒忌。自晉陽起兵至攻克長安，建成的戰功幾乎和世民一樣；而在後續的統一戰爭中，李世民則功勳彪炳。武德元年（西元618年）十一月，討平薛舉父子，唐高祖李淵派李密到豳（ㄅㄧㄣ）州（今陝西彬縣一帶）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李淵）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下對秦府將領殷開山說：「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可見，第一場的勝利大幅提高了李世民的聲望，在某些人眼裡他儼然是「真英主」了。武德二年，太子建成「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

《封天策上將的前後》

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劉武周，收復并、汾舊地。接著，武德四年又消滅了竇建德與王世充兩大勢力，政治野心隨著戰功而增長；在平定王世充時，李世民和房玄齡曾「微服」拜訪一位名叫王遠知的道士。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世民據實相告，道士又說：「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世民聽了，內心雀躍不已，一直記在心中，後來當上皇帝，在<賜王遠知璽書>中說到：「眷言風範，無忘寤寐」。可見，這時已經萌生想當「天子」的念頭了。此時唐初的統一戰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秦王世民威望驟增。武德四年七月，當他返回長安時，身被黃金甲，後面跟隨著二十五名大將，鐵騎萬匹，聲勢如日中天！冬十月，高祖李淵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用旌勳德」，就給世民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天策府可置官署。

李世民又以「海內浸平」，設立「文學館」網羅四方文士，當時有「十八學士」之稱，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等皆在其內。文學館實際上是李世民政治上的顧問，李世民從各方面發展自己的勢力，他所吸收的文士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唯秦王的教命是從，而高祖的詔敕有時卻置之不理。這是因為秦王有次封賞土地給功臣，但是因為是個好地點，高祖寵妃的親戚也想要，於是高祖「手詔賜焉。」但是縣令卻因為秦王的命令在前，沒把土地讓出來。對此，高祖大怒，攘袂責太宗曰：「我詔敕不行，爾之教命，州縣即受。」（秦王的命令為「教」）後來，李淵在裴寂等面前發牢騷：「此兒典兵既久，在外專制，為讀書漢所教，非復我昔日子也。」這裡說的讀書漢就是文學館的學士了。不過試想，在秦王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情況下，當然跟以前不一樣了，換了位置一定也要換了腦袋，怎麼會安於原先的地位呢？後來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勳，不服居太子之下。」

李世民爭奪太子之位的圖謀越來越強烈，以太子李建成為首的東宮集團不能不感到嚴重的威脅。武德五年十一月，劉黑闥（ㄊㄚˋ）第二次起兵，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建議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這突顯了封建時代皇位傳承的問題，建成只是位居嫡長，而就其功績與聲望來說，遠不及世民，唯有通過創立軍功，才能維持太子的地位。因此，建成立刻同意此議，李淵也馬上批准建成出征。過去，每次重大戰役都是李世民掛帥，現在改由李建成領兵，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管轄，得以便宜從事，目的是想壓抑日益強大的秦王府，加強東宮的實力地位。

《奪位之爭浮上檯面》

自武德五年十二月討伐劉黑闥第二次起兵後，李世民與李建成兄弟之間水火不容，演變為公開的爭鋒相對了。

事件一：齊王元吉想要刺殺世民

平定東都洛陽後，李淵別出心裁地以「天策上將」封號，來滿足世民的欲望，使他不至於爭奪皇太子地位。而當李淵發現世民的一些「專制」行為時，又流露出強烈的不滿情緒，所以武德五年十一月很快就同意建成出兵征討劉黑闥。武德六年七月，為了防備突厥入侵，派遣建成將兵屯北邊，世民屯并州。九月，建成班師，十月，詔世民引兵還。李淵這樣部署，顯然是要表明他一視同仁的態度，力求把太子與秦王之間擺平。唐太宗曾回憶說：「武德六年以後...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可見李世民不為兄建成和弟元吉所容。李淵的三個兒子，各自擁兵，構成三大集團，即太子東宮、秦王府和齊王府。在建成與世民的爭鬥中，元吉倒向誰，就會加強誰的力量，呈現二比一的形勢。

武德初年的時候，齊王元吉跟世民關係不錯，武德二年九月，劉武周進逼晉陽，元吉棄城逃回長安。李淵大怒，但還是原諒「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武德三年七月，秦王世民平定劉武周後，又奉詔督軍攻東都（洛陽），元吉隨同出征，這顯然是李淵的有意安排，讓他學習戰事。後來在討伐竇建德的戰役中，世民留大將屈突通等協助齊王元吉圍困東都，可見世民對元吉的器重。秋七月，凱旋歸來，跟隨秦王世民後面的二十五位大將，領隊就是齊王元吉。冬十月，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元吉則為司空，地位差不多。十二月，因劉黑闥起兵，李淵命令世民與元吉共同前往討伐。次年四月，平定劉黑圍後，世民接到李淵的命令，「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

變化的關鍵在於武德五年底，元吉跟隨李建成討伐劉黑闥，很快就被拉攏過去了。元吉其人，勇猛有力，在統一戰爭中也立過戰功；然而，他驕逸放縱，名聲欠佳。當他目睹兩位哥哥對太子位的爭奪，就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處境，他也企圖取得太子，但如果繼續跟隨世民，顯然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因為世民當了太子，元吉這輩子就可能不太有機會當皇帝了。投靠建成或許有利些，因為在他看來，「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由於東宮與齊府的聯合，秦府必然處於不利的地位。武德六年下半年，世民屯守并州，由於天下已經統一，再也沒有從前顯赫的軍功了，後來又遭冷落與排擠。元吉曾經勸建成除掉世民，甚至說：「當為兄手刃之！」還有一次，世民隨李淵來到齊王府第，元吉竟派刺客暗殺，經建成制止沒有得逞，元吉惱怒地說：「為兄計耳，於我何有！」面對這一連串的陰謀，李世民發出了「不為兄弟所容」的感嘆。

事件二：太子宿衛楊文幹兵變

楊文幹曾經宿衛東宮，與建成關係密切。武德七年六月，李淵到仁智宮去避暑，建成留守長安，私下叫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此事東窗事發後，楊文幹一不做二不休就舉兵反叛，消息傳來，李淵既怒且驚，召世民商量。世民說只須遣一將領即可抓住文幹這小子。李淵卻說：「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這是第一次許諾立世民為太子。李淵歷來採取平衡的辦法，力求使三個兒子各安其所，最不願意看到骨肉相殘的局面。他既不准世民奪取太子，也不支持建成與元吉所採取的謀殺。「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為了避免兒子們的「忿競」，李淵採取過一些措施。例如，到仁智宮避暑，就帶了世民與元吉，僅留建成在京城，以免三兄弟鬧事。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建成的慫恿下，竟發生楊文幹起兵，而這件事，已經超出了「兄弟不和」的範圍。弄得不好，異姓起兵會直接危害著李唐王朝的安全。因此，李淵確實想廢立皇太子，以換取世民的親征平叛。同時提出不准「誅殺骨肉」，僅僅貶建成為蜀王，這無非是一種新的平衡方法。但是，李淵終究不能放棄「立嫡以長」的原則，當世民率軍出發後，元吉和妃嬪為建成說情，加上大臣的勸說，李淵又改變主意，仍以建成為太子。最後，把「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東宮的王珪以及天策府的杜淹，把他們流放到到巂（ㄒㄧ）州（四川冕寧），後來世民當上皇帝後又招回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