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與盛唐，在厚重的中國史書頁中編織出一段錦繡。數位成就非凡的女子，為織造這匹錦緞添加了幾脈艷麗的色彩。這其中，有率軍鎮守娘子關、立下開國軍功的平陽公主；有智計雙全、文史皆通、威震四方的則天皇帝；有秉承武皇資質、才重天人的太平公主。再有，便是參決百司表奏、稱量天下、官至二品昭容的宰相上官婉兒。她們在當今的歷史教科書中，偶爾獲得隻字片語的提及，而大多是蹤跡全無。
上官昭容者，中書侍郎上官儀之孫也，虛歲十三便因才情出眾被則天選拔為秘書。後來她一度犯下忤旨殺頭之罪，可則天愍其才，最終以黥刑代替；中宗一朝，昭容在翰林院獨任其事，權貴已極。翰林院之職務，歷朝歷代均由多位大臣合力分擔，而她卻能獨當一面，實在罕見。繼承祖父詩才的昭容，亦是寄身於翰墨的詩中巨擘，唐詩在中華文學中無與倫比的地位，無疑有兩上官之力。《唐詩紀事》記昭容於彩樓之上篩選朝臣詩作以編新曲，俄而紙張飄飛，滿地是不入她眼的拙作，而朝臣卻心服口服，認領個人所作，納入懷中、不敢復爭。這一場景，千年之後品味著，仍舊動人心魄，只覺她並非立於彩樓之上，而是腳踏華夏數千年文明史之巔峰。她文藝批評的本領，被清代袁枚作詩頌讚為「大宗師」。另有軼事曰：中宗喜飲宴，一次臨幸長寧公主府時，上官婉兒代諸皇親國戚作應制詩，二十五首《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一氣呵成，盡顯倚馬柳絮之才，筆落「鑿山便作室，憑樹即為楹」、「石畫妝苔色，風梭織水文」等詩句。因為昭容之力，朝廷更是設置了「修文館」，廣覓英才。自此宮中名士吟詠睿作，民間黎庶傳唱佳謠，一朝雅頌盛世開啟。
只是，除以上關於才學勳庸的記載外，新舊《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鑑·》皆統一口徑，稱上官婉兒或通武三思，或通崔湜，與奸佞交往、不乏狎暱，賣官鬻爵，淫亂奢靡。而最末這幾項，也無一例外地被定作武則天、太平公主、韋皇后與安樂公主的共同罪名。
縱觀史書，無論正野之別，帝王將相者，出生時總記載有「黃龍」、「麒麟」降世之奇聞。及長，描述所用無非「美姿儀」、「倜儻大度」、「仁愛寬厚」等辭令，篇篇一律。每覽至此類字句，閱史者尚深疑之，著史者又豈能不自知？要知道五代十國期間皇帝頻頻更換，若是個個生時都遇黃龍麒麟，恐怕幾位神獸都要因公過勞殉職了。與此相反，自始皇帝起，就有趙太后「淫不止」一說，此後這「淫」字成為對於女性的致命一擊，凡是未能被列入「賢女」或「烈女」之流者，必曾弄權，因此也必犯「淫」字──牝雞司晨、禍亂宮闈朝綱，良家女子不應效彷。為了杜絕更多呂稚、武曌的出現，史書於是成為了道德教科書，謂之曰「教義」，恐也不踰矩。即便是被稱為賢女的班昭和蔡琰，也只是以「賢」聞名，才華部分歷來只匆匆帶過：前者著授《漢書》卻非位列「三班」，後者誦憶四百卷典籍、減輕戰亂中詩書散失之憾，卻未躋身「七子」之流。再說惡女列傳，每每讀之，總有讀帝王本紀之同感，竟像是史官套用一種固定模板，誰可說有，誰能說無？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虛實」和「對錯」亦不可兼顧，況且史家還有太史公受宮刑之前車之鑑及性命之憂，種種挾持之下，這正史中的一個「正」字，大可改為貴冑的「貴」字矣！尼采曾說：古今道德倫理中的「正邪」二字，在所有語言中都可用「貴賤」二字替換，而平民之所以遵守道德，全因記憶深處對於酷刑的恐懼。正所謂「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因為渴盼生子，更有胎教曰：「古者婦人妊子……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這難道不是：正邪之源，貴賤之分，陰陽之別？而這「淫」字中傷，就是記憶中那具枷鎖，緊箍住一雙意欲觸碰權杖的手。
總有人提醒說：要吸取古代文化的精髓、摒棄糟粕，而筆者似乎有小肚雞腸地咬著「糟粕」不放、忽視書中毓精的行文態度。筆者又何嘗不想如此瀟灑地閱史評文？只是此論關乎有無，而非關乎選擇，以至於讓人時常遭受識字的痛苦。比如單單是常用字裡帶「女」的貶意字，就有「奴」、「妒」、「奸」、「妓」、「妖」、「婊」、「妄」、「嫌」等等，這些不僅是無法殫去的糟粕，更是一種時時刻刻的、源自文化深處的提醒，唯有目不識丁者可以躲避之，因為「愚昧是極樂。」
史學，自文明之初便是一門建設在偏見之上的學科。眾史官若看到此處，請勿急動肝火，因為科學和倫理學也大體如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亞力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首創系統性的生物學研究方法、首涉心理學的探索，其在哲學領域的貢獻更是數不勝數。就是這樣一位千古奇才，居然寫下「女人因為低劣，因此牙齒數量較於男子要少」的謬論。上有母親，身側有一妻一妾，下還有一女的亞力士多德，正如Bertrand Russell所說，竟從未叫她們「張開嘴巴給他數數」。由此可見，亞力士多德並非只犯過受時代限制的錯誤，例如對於摩擦力和自由落體定律的謬解，而也犯下了用偏見代替結論的錯誤。否則，實難想像使女子張嘴在兩千年前究竟是怎樣一件要求技術含量的事。鄙人對亞力士多德的敬重並未因他的「牙齒論」而大變，然而基於社會倫理的健康來考慮，作為後人，有指出相似的「口腔偽科學」的責任。例如著有世界上第一本百科全書的古羅馬哲學家Pliny the Elder，在Naturalis Historia中載有「女子遇癸水時，若走在田間，則種子不育、幼苗枯萎、花園乾涸、果實墜落」的字句。《本草綱目》曰：「女人入月，惡液腥穢，故君子遠之，為其不潔，能損陽生病也」，與其東西呼應。這些案例樁樁件件，讀得多了，會慢慢發現：真正可怕的，並非亞力士多德不數牙齒的草率，而是各類《女誡》、《女則》的信徒根據這條定律來拔掉牙齒的行為。
2013年，上官婉兒墓誌出土，世人方知昔日韋后欲奪權時，婉兒曾向中宗諫言：先「請擿伏而理」，中「請辭位而退」，次「請落髮而出」，下乃「請飲鴆而死」。為正朝綱、為固帝基，縱然以千年之前的倫理觀來論，上官婉兒也是有當熊辭輦之德的賢人。這也絕非臆測──即便是太平公主與她有情，乃於墓誌上題「瀟湘水斷，宛委山傾」，可同朝為官的張說亦評價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嘉猷令範」。一個日理萬機的人，哪裡會有閒暇去爭搶豢養面首？再有，若她實則徇私舞弊、玩人喪德之人，又怎會有後世唐人愴然和歌曰：「昭容題處猶分明，令人惆悵難為情」？
這一顛覆史書的考古證據，不禁令人生問：幾個常跟女性政治家相聯繫的如「人彘」、「俎醢」等用來形容她們手段慘絕人寰的駭人故事，不知到底是為空穴來風，還是各類千奇百怪、聳人聽聞的「牙齒論」案例？無論如何，自從有了「龍漦」這樣的典故之後，文化的骨髓──文字，早已化為長釘，將女人的手腳釘在了歷史的十字架上。駱賓王執此長釘、欲以《討武檄》刺向則天，殊不知尖鋒所指卻是他在天地間唯一的伯樂。駱氏文才浩蕩，心胸卻不足以承載之，宣洩多於沉澱，纔有此劫。
文人一朝文思泉湧，寫下讓人背負千年罪名的事，也不新鮮。且說安史之亂發生在唐玄宗執政三十餘年、則天皇帝去世五十年之後，安祿山與史思明也皆為玄宗提拔，然而《舊唐書》竟評說是武則天移國之遺禍，於玄宗則惋惜道：「國無賢臣，聖亦難理。」再有北宋歐陽修編撰上官儀因上表廢后、被武則天誅殺一事，在《舊唐書》內隻字未提，而是說上官儀恃才遭妒、被陷害致死。如今因歐氏之杜撰更戲劇化，已被天下人當作史實讀去，教人如何不為則天鳴冤！只是婉兒死後，詩集雖成，卻已佚；屍首雖得安葬，卻被玄宗挫骨揚灰；墓室雖得建，卻早已空空如也──她在時間長河中曾經激起驚濤駭浪，可留下的痕跡所剩無幾。我們承繼的歷史與文學教科書，尚欠她一個「初唐人傑」的稱號。因她髮間的一根簪花、手握的一支彤管，縱然她如孫行者一般擁有上天入地的本領，也終究翻騰不出史官的五指山罷了。正所謂：
《漢書》冊頁，應見班昭之名
盛唐治世，當列武曌之功
墳籍數百，微文姬不傳世
詩詞萬千，非昭容難成風
才子與才女的待遇之別，從後代如何對司馬相如和上官婉兒評議上可見一斑。在這門語言的使用中，「才子」通常是一種本質，而「才女」則總像是一種意外──一種在對方超額完成任務後感到的意外，它完美詮釋著諸如「醫生和女醫生」、「律師和女律師」、「教授和女教授」所暗含的微妙差別。
古代西方的詩人Sappho和哲學家Hypatia，雖同樣遭到生前死難、身后滅跡的待遇，然而也並未承受上官昭容所背負的毀謗。明清的豔情穢刊，以及當今的影視作品中，多有將昭容塑造為淫娃蕩婦的，有刻意仿《金瓶梅》之心、卻又未盡笑笑生之意的嫌疑。
鄙人有心祭昭容，卻無力改史冊，惟有陋詞曰：
旱逢甘霖，醴和曲糵，羹調鹽梅，德隱宮闕。
千秋後學，萬世華藻，兩朝鼎鼐，藝存穹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