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海中一直想著那幅畫面，一個孩子奔向路盡頭的一棵孤零零的樹，那條路通往一處貧瘠的小山坡」
這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阿巴斯的靈感從這張畫面衍生而來。他是伊朗重要的導演、攝影家以及詩人，多才多藝的他曾說：「我沒有特別的人生規劃，我偶然進入電影的世界，然後人們開始稱呼我為導演。我拍了很多照片，把他們收進相簿。多年之後拿出來示人， 那時人們開始叫我攝影師。幾年前在日本時，有人要求我在訪客簿上簽名，我寫下一首詩並開玩笑使主人相信這是松尾芭蕉之作。當我告訴他們其實是我寫的時候，他們建議我出本詩集。」
這樣的話語聽來覺得狂妄，但並非毫無根據。在另外的場合阿巴斯也曾說「我可以不拍電影，但我沒有一天不拍照。….要努力，非常努力的工作，對於達不到目標、面對沈重的信心危機的焦慮與恐懼，驅使我做了很多事。進步是來自一種失敗感。」為了紀念大師的八十歲冥誕，法國MK2公司將阿巴斯的作品進行數位修復，近日在台灣上映。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打頭陣，這部片在伊朗西北部的科克村拍攝，劇情非常簡單，只是一個小孩子錯拿了同學的作業簿，想盡辦法要拿到隔壁村莊歸還的故事。但拍攝手法絕對不俗，而且意味深長。這部老少咸宜的佳片反應了伊朗鄉村文化、風土還有教育的世代差異。一段夜間老人帶著小孩穿梭小巷的光影變化與構圖，是全片最優美的段落。老人以緩慢的步伐顛跛下樓梯，時光彷彿停滯，眼光落下在這古老的鄉村中，那白漆的磚牆、泥塗的門檻、端正對稱的木窗花影子，鏡頭如手心撫摸著這村裡所有古舊的事物。愛惜與流連，如穿梭在小路間的驢子與孩童，這個一小時半的影片竟也像預知未來的紀錄片般，留下了科克與波士提最美的一段時光。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當時拍攝的迷人村落現在都已不存，誰也沒想到三年後的一場天災—規模七級的曼吉爾—魯德巴大地震，竟把整個村落與周遭全數摧毀。阿巴斯在地震後擔心影片中的主角是否安全而驅車前往科克，之後拍下了「生生長流」，伊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影片。
電影劇情即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導演帶著兒子開車前往科克一路上的見聞，災難後的伊朗人民並未消沈萎靡，倖存後每一天的生活仍在持續，無論是努力重建或是向故人道別，新季節生出的花朵總是會如期開放，阿巴斯讓我們看到了災難後的芽苞，而那小小的綠芽，是從人的肉體與精神展現。
「生生長流」長時間拍攝車子的運鏡反映出阿巴斯的風格，影片開場是收費站員的手不停來回與收音機的背景音，車子一台一台地通過。觀眾從畫面中得到豐富的訊息：大地震了，公路壅塞中，許多車子都急欲通過這裡，救護車聲音從沒斷過，災情似乎相當嚴重。阿巴斯只用一個靜止的鏡頭就完成了這一切。
在車內拍攝時他多半使用與雙眼平視的視角，也甚少轉換為主觀鏡頭，常常用背景音讓故事延伸出來。他總是盡量刪減電影中不必要的東西。就如米開朗基羅說「雕像已經在石塊中，我做的只是去除不必要的一切。」
阿巴斯解釋「我們不需要每次都望向窗外，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只要可以，我會用反應鏡頭或音效將注意力引出畫面之外，彷彿我在觀眾的心裡創作了另一部電影。」
「你能使多少東西可見而不實際展示他們？我希望將隱藏的訊息藏匿其中，通過觀眾的思考使感覺和思緒流淌。當一個人熱切地觀看時，波斯語裡面我們說：他有兩隻眼睛而又多借了兩隻。那兩隻借來的眼睛正是我想使之成真的東西，他們使我們得以超越影像本身，看見正在發生的事。」
看阿巴斯的電影，不但是一種身歷其境，更召喚出靈魂裡的回憶與影像互相共鳴，用借來的兩隻眼睛，超越民族與文化的界線，被他訴說的故事感動。
「生生長流」的主角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阿巴斯找了伊朗的經濟學家飾演自己。而三部曲中最後一部「橄欖樹下的情人」主角是「生生長流」中飾演新婚夫婦的胡笙與塔荷莉。這三部電影皆是在科克拍攝，在同一地點展現不同的現實，讓三部曲像稜鏡般折射出多重層次的伊朗風貌。
我們以為「生生長流」裡的夫婦在地震後新婚燕好，「橄欖樹下的情人」卻告訴觀眾這對參與演出的男女其實分屬不同社會階層。飾演先生的是泥土匠胡笙，他戀慕優雅有學識的塔荷莉，在拍攝期間一有機會就苦苦糾纏，塔荷莉一直未給他答覆。片尾塔荷莉與胡笙經過「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孤樹山坡，翻過高點，另一端原來是成片的橄欖樹林。這段胡笙追逐塔荷莉的長鏡頭，悠遠、詩意，永久在影史留名。
虛虛實實的三部曲，尤其「橄欖樹下的情人」彰顯了阿巴斯的思想：「電影未必要表現表面的真實。真實是可以被強調的。每個電影人都有自己對於現實的詮釋，這讓每個電影人都成了騙子，但這些謊言，是用來表達深刻的人性真實。」胡笙與塔荷莉可以是美滿的夫妻，也可以是苦澀的單戀或階級的鴻溝。這關乎觀眾如何去自行解讀他們，我喜愛阿巴斯真誠的鏡頭，他將所有問題的決定權交給我們，他僅僅製作了風、山谷以及人們，以最恰當的姿態。
「一個故事在我們遇見它之前開始，並在我們離開他很久之後才結束」
這句阿巴斯說過的話，或是大師電影的最佳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