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體制內的東西死了 我們便可開始重生——專訪香港影像藝術家曾旭熙

2022/05/01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香港影像藝術家曾旭熙
2016年,曾旭熙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在他在個人簡介中是這樣寫的,「於媒體藝術及影像工業兩棲發展,渴望擺脫貧窮、讀書,和經歷像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次類的另一次人類社會演化的重大變革,而跟重要的人一起存活下來」。
做藝術的人既要革命又要存活,但首要任務還是要填飽肚子。
在今年一月中時,他報名參加了本地的一個短片競賽,後來主辦方回覆其報名「不獲受理」,理由為「早前遞交的申請資料,發現有違規的情況:過往代表作預覽片長超過十分鐘」。
對於主辦方直接「一刀切」的「DQ(取消資格)」,曾旭熙感到詫異,「以往他們的做法是有包容性的,會講明超過十分鐘的過往代表作,不保證評審會完整觀看,亦有過往的參加者的代表作超過十分鐘,而成功進入完整劇本的面試階段。」
本來只是一件小事,即便主辦方無法更改細則,曾旭熙也是想求個解說,為何今年的處理方式與往屆的不同,讓因過往代表作超時的報名者重新得到作品被評審的機會。在與主辦方溝通的電郵中,他更認真羅列建議,惟未有得到確切的回覆。
後來,他終於有機會與該資助平台的職員直接對話,在一通近六十分鐘的通話中,我們可以看見年輕的創作人是如何赤裸裸地被硬邦邦的制度與規則,壓得幾近窒息。
曾旭熙在社交網站公開自己與資助平台職員的錄音片段截圖

資助平台由上而下的施捨   尊重創作只是幌子

在曾旭熙社交網站公開的錄音對話中,資助平台的職員說:「過往代表作必須要是十分鐘以內,這個是硬性規定,而故事大綱(Synopsis)是文字上的東西,字數上是可以商榷。」
「但為什麼Synopsis字數的限制與過往代表作片長的限制,會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處理呢?」曾旭熙問。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規則呀。」職員說。
「那我想問的就是,這個規則背後是因為什麼原因會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處理呢?」曾旭熙追問。「為什麼Synopsis超出字數是可以視乎情況,讓評審再決定、再考慮,但為什麼過往代表作只是超過了一、兩分鐘就要被直接取消資格?」
職員回應,這是董事局成員在會議討論後的結果所衍生的做法,當曾旭熙問到是否可以了解當中的討論過程,思考的細節,職員也有點不耐煩地回應,「直白一點說,即使是政府機構也好,甚麼都好,有些東西是Confidential(保密),我們(資助平台)董事會過往談過的內容,為什麼要讓你知道呢?⋯⋯我可以很大膽、直接地跟你說,為什麼他們(董事會成員)要告訴你?」
在交談接近半小時後,職員開始以一個訓斥的口吻說話,「你回想起這件事,你覺得自己有責任嗎?社會是在不停轉變⋯你不要再提上屆的處理方法,不要再用Consistency(一致性)去說了⋯⋯你為什麼不看清楚文字的指引呢?」
「但你在文字的指引上也有誤解呀?」曾旭熙說。
後來,職員引用一個資深電影人,同時亦是董事局成員的說話,「現在有國安法,2019年有國安法,你參加那年有國安法嗎?整個社會是會變的,我們的資助平台也會變的,為什麼你覺得第十一屆時這樣做是可以,今屆又一定要好像從前一樣呢?」
「你說你不是常常留意我們的最新公告,那為什麼你要參加(競賽)呢?」職員繼續追問。
「因為我沒有選擇呀⋯也沒有其他平台啦⋯⋯」曾旭熙苦笑。
回到訪問這天,曾旭熙不止一次向我強調,「我不是要求他們的準則要一成不變,我甚至是接受他們拒絕我的申請,但在過程中,作為一個創作人,我是沒有感到被尊重、被協助。」主辦方最矛盾的地方的是,他們的職員常常強調歡迎參加者提出意見,但當參加者提出意見時是沒有得到關於實際建議的答覆。
「當我很認真地向他們解釋我為何遞交十五分鐘的過往代表作預覽片,我自願Take the risk(冒險),我清楚指出這是我基於對自己作品的尊重,對個人創作風格的堅持,他們同樣可以告訴我取消資格的原因,但不是跟我說規則就是這樣,因為我就是在說這條規則不應該這樣,所以他們是沒有回應我的疑問。」由始至終,曾旭熙感到無奈、氣餒的是,主辦方的代表好像假設了大家沒有看清指引,站在一個目空一切姿態,粗暴的對待創作者。

輾轉在實驗影像與電影工業間穿梭

曾旭熙憶述,有次在片場中,他與同屆的大學同學相遇,「那個同學是當時的導演,她很驚訝我是來做PA,以為我是機燈組,其實我從來沒做過商業機燈工作。」
「為了生計,我做得最多,確實是PA。」曾旭熙說。
通常在電影工業中的伙伴會認為曾旭熙是藝術家,不會太想做商業的拍攝。但在藝術範疇上,如果他沒有主動出現在文化場合當中,做藝術的朋友也不會認為他是慣常創作的人。
2017年,曾旭熙的短片作品《無念》成功以擺脫習慣的故事起承轉合的形式,取得一個「鮮浪潮」的拍攝資助,並且在商業戲院上映。但《無念》帶給他的未必只是戲院上映機會,反而更多的是反省。
曾旭熙短片作品《無念》的劇照
「工業製作的權力架構是讓我很不舒服的,為何當我做導演時,我是有這麼大的權力去驅使一群人去成就一件屬於我自己的事呢?」曾旭熙坦言至今仍未有答案,「我不覺得自己100%是一個『拍嘢』的人,在這個遊離之間,我也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擺脫官僚的迂腐   絕處解放創作的可能

綜觀香港創作環境的現實,香港電台不再設新導演外判計劃,不少獨立電影的藝術團體因政治局勢的壓迫相繼停擺,甚至無法營運。「不得不承認的是,假如沒有了這個短片資助平台,我想很多人很難會有十萬元去做創作、做導演。」但曾旭熙認為,即使是僅有的平台也不代表可以亂來,「要做就要做好,要懂得互相尊重。」
他認為過往香港創作人所擁有的環境,不全然是一個很好的環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極差的環境,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極端的環境可以逼使人們去解放舊有的思維,而曾旭熙所說的不僅限於影像創作。「在2019年時,我們沒有想過馬路可以沒有交通燈,沒有想過可以在一個城市如此自由地走來走去,沒有想過草地可以踩,當衝破了一些界限時,我們就會知道原來仍然可以做什麼。」
當我問起曾旭熙,當他在社交平台公開對話內容後,會否擔心日後在這個機構的拍攝資金申請有所影響,他笑了一笑,「其實我不是太介意的,亦覺得沒所謂。」
「有些作品是100萬拍不到,10萬拍不到,300元才拍到。」曾旭熙想了想,他認為電影創作的面向可以很廣的,亦不止一個方法,手機也可以創作,不一定要有錢才能拍片的。「還有,我覺得在這些體制內的平台、比賽一定會有自我審查,如果我們真的要做自由、誠實的作品,其實必然犯法,那就想辦法自己去做,把創作地下化。」當沒有資源後,曾旭熙認為才是解放所有可能的開始。

「電影」是一件很開放的事  「電影業」卻很腐朽

對於曾旭熙來說,真正推開電影大門的,是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讀書時,由媒體藝術家葉旭耀任教的一門課。那時上課會看很多奇怪的電影,例如日本的實驗片導演伊藤高志(Takashi Ito)的作品,「說的誇張一點,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有點像哈利波特第一次到了霍格華茲的興奮,原來電影未必是只有娛樂和故事。」
後來,在創作《何逸君:錄像備份》時,曾旭熙沒有選擇強行剪接成一條具完整結構,且充滿戲劇性轉折的九十分鐘紀錄長片,反倒是把部分的片段燒錄成光碟,讓觀眾可以體驗創作者翻閱大量記憶片段的過程,自由地參與在展覽的影像呈現當中。
「每次看見何逸君,即使每次他都在喋喋不休地說著一些重重覆覆的事,但對於我來說,同樣是很有impact(影響)的經驗,有些東西我真的不想剪輯掉,也剪輯不了。」曾旭熙說,觀影經驗可以是很自由,電影也可以一件很開放的事,「我是為了何逸君這個人、這個核心進行創作,所以隨著何逸君的變化,作品的呈現可以是多元的,而不是為了有一段九十分鐘紀錄長片的目的而做」。
《何逸君:錄像備份》/《何逸君紀實攝影》 聯展
「我希望可以有多一些創作者在電影業中解放出來,回歸到電影本身的純粹。」曾旭熙淡然地說。
寫到尾聲,我重覆又重覆地聽著曾旭熙與資助平台職員的錄音對話,最後職員是這樣總結的,「不要常常用自己想的準則去做事情,這樣撞了牆也不知道,今年的經驗就是提醒大家,你真的撞牆了。」
「你真的撞牆了。」這句說話不停在我腦海中迴盪,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後來,我在這個資助平台的網站中,找到他們主席的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鼓勵所有年輕電影工作者咬緊牙關持續創作,尤其是靈活多變的短片模式。只要有香港,香港電影就會一直存在。」
大抵我們也心知肚明,除了曾旭熙以外,還有很多這樣的年輕創作人,他們不是無知,反倒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願他們能夠繼續「咬緊牙關」地「撞牆」,在狹縫中繼續倔強。

▧ 照片提供_ 曾旭熙 @oiamdon
▧ 採訪撰稿_ 陳卓斯 @shitwillcometrue
▧ 特別嗚謝_ 王記者 @wongchin.journalist (深夜指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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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屎坑 shitwillcom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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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屎,喜歡圓眼鏡。 還在摸索影像、文字的各種可能性,先在新屎坑這裏玩玩。 |Instagram:@shit.will.come.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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