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曾旭熙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在他在個人簡介中是這樣寫的，「於媒體藝術及影像工業兩棲發展，渴望擺脫貧窮、讀書，和經歷像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次類的另一次人類社會演化的重大變革，而跟重要的人一起存活下來」。
做藝術的人既要革命又要存活，但首要任務還是要填飽肚子。
在今年一月中時，他報名參加了本地的一個短片競賽，後來主辦方回覆其報名「不獲受理」，理由為「早前遞交的申請資料，發現有違規的情況：過往代表作預覽片長超過十分鐘」。
對於主辦方直接「一刀切」的「DQ（取消資格）」，曾旭熙感到詫異，「以往他們的做法是有包容性的，會講明超過十分鐘的過往代表作，不保證評審會完整觀看，亦有過往的參加者的代表作超過十分鐘，而成功進入完整劇本的面試階段。」
本來只是一件小事，即便主辦方無法更改細則，曾旭熙也是想求個解說，為何今年的處理方式與往屆的不同，讓因過往代表作超時的報名者重新得到作品被評審的機會。在與主辦方溝通的電郵中，他更認真羅列建議，惟未有得到確切的回覆。
後來，他終於有機會與該資助平台的職員直接對話，在一通近六十分鐘的通話中，我們可以看見年輕的創作人是如何赤裸裸地被硬邦邦的制度與規則，壓得幾近窒息。
資助平台由上而下的施捨 尊重創作只是幌子
在曾旭熙社交網站公開的錄音對話中，資助平台的職員說：「過往代表作必須要是十分鐘以內，這個是硬性規定，而故事大綱（Synopsis）是文字上的東西，字數上是可以商榷。」
「但為什麼Synopsis字數的限制與過往代表作片長的限制，會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處理呢？」曾旭熙問。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規則呀。」職員說。
「那我想問的就是，這個規則背後是因為什麼原因會有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處理呢？」曾旭熙追問。「為什麼Synopsis超出字數是可以視乎情況，讓評審再決定、再考慮，但為什麼過往代表作只是超過了一、兩分鐘就要被直接取消資格？」
職員回應，這是董事局成員在會議討論後的結果所衍生的做法，當曾旭熙問到是否可以了解當中的討論過程，思考的細節，職員也有點不耐煩地回應，「直白一點說，即使是政府機構也好，甚麼都好，有些東西是Confidential（保密），我們（資助平台）董事會過往談過的內容，為什麼要讓你知道呢？⋯⋯我可以很大膽、直接地跟你說，為什麼他們（董事會成員）要告訴你？」
在交談接近半小時後，職員開始以一個訓斥的口吻說話，「你回想起這件事，你覺得自己有責任嗎？社會是在不停轉變⋯你不要再提上屆的處理方法，不要再用Consistency（一致性）去說了⋯⋯你為什麼不看清楚文字的指引呢？」
「但你在文字的指引上也有誤解呀？」曾旭熙說。
後來，職員引用一個資深電影人，同時亦是董事局成員的說話，「現在有國安法，2019年有國安法，你參加那年有國安法嗎？整個社會是會變的，我們的資助平台也會變的，為什麼你覺得第十一屆時這樣做是可以，今屆又一定要好像從前一樣呢？」
「你說你不是常常留意我們的最新公告，那為什麼你要參加（競賽）呢？」職員繼續追問。
「因為我沒有選擇呀⋯也沒有其他平台啦⋯⋯」曾旭熙苦笑。
回到訪問這天，曾旭熙不止一次向我強調，「我不是要求他們的準則要一成不變，我甚至是接受他們拒絕我的申請，但在過程中，作為一個創作人，我是沒有感到被尊重、被協助。」主辦方最矛盾的地方的是，他們的職員常常強調歡迎參加者提出意見，但當參加者提出意見時是沒有得到關於實際建議的答覆。
「當我很認真地向他們解釋我為何遞交十五分鐘的過往代表作預覽片，我自願Take the risk（冒險），我清楚指出這是我基於對自己作品的尊重，對個人創作風格的堅持，他們同樣可以告訴我取消資格的原因，但不是跟我說規則就是這樣，因為我就是在說這條規則不應該這樣，所以他們是沒有回應我的疑問。」由始至終，曾旭熙感到無奈、氣餒的是，主辦方的代表好像假設了大家沒有看清指引，站在一個目空一切姿態，粗暴的對待創作者。
輾轉在實驗影像與電影工業間穿梭
曾旭熙憶述，有次在片場中，他與同屆的大學同學相遇，「那個同學是當時的導演，她很驚訝我是來做PA，以為我是機燈組，其實我從來沒做過商業機燈工作。」
「為了生計，我做得最多，確實是PA。」曾旭熙說。
通常在電影工業中的伙伴會認為曾旭熙是藝術家，不會太想做商業的拍攝。但在藝術範疇上，如果他沒有主動出現在文化場合當中，做藝術的朋友也不會認為他是慣常創作的人。
2017年，曾旭熙的短片作品《無念》成功以擺脫習慣的故事起承轉合的形式，取得一個「鮮浪潮」的拍攝資助，並且在商業戲院上映。但《無念》帶給他的未必只是戲院上映機會，反而更多的是反省。
「工業製作的權力架構是讓我很不舒服的，為何當我做導演時，我是有這麼大的權力去驅使一群人去成就一件屬於我自己的事呢？」曾旭熙坦言至今仍未有答案，「我不覺得自己100%是一個『拍嘢』的人，在這個遊離之間，我也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擺脫官僚的迂腐 絕處解放創作的可能
綜觀香港創作環境的現實，香港電台不再設新導演外判計劃，不少獨立電影的藝術團體因政治局勢的壓迫相繼停擺，甚至無法營運。「不得不承認的是，假如沒有了這個短片資助平台，我想很多人很難會有十萬元去做創作、做導演。」但曾旭熙認為，即使是僅有的平台也不代表可以亂來，「要做就要做好，要懂得互相尊重。」
他認為過往香港創作人所擁有的環境，不全然是一個很好的環境，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極差的環境，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極端的環境可以逼使人們去解放舊有的思維，而曾旭熙所說的不僅限於影像創作。「在2019年時，我們沒有想過馬路可以沒有交通燈，沒有想過可以在一個城市如此自由地走來走去，沒有想過草地可以踩，當衝破了一些界限時，我們就會知道原來仍然可以做什麼。」
當我問起曾旭熙，當他在社交平台公開對話內容後，會否擔心日後在這個機構的拍攝資金申請有所影響，他笑了一笑，「其實我不是太介意的，亦覺得沒所謂。」
「有些作品是100萬拍不到，10萬拍不到，300元才拍到。」曾旭熙想了想，他認為電影創作的面向可以很廣的，亦不止一個方法，手機也可以創作，不一定要有錢才能拍片的。「還有，我覺得在這些體制內的平台、比賽一定會有自我審查，如果我們真的要做自由、誠實的作品，其實必然犯法，那就想辦法自己去做，把創作地下化。」當沒有資源後，曾旭熙認為才是解放所有可能的開始。
「電影」是一件很開放的事 「電影業」卻很腐朽
對於曾旭熙來說，真正推開電影大門的，是在城大創意媒體學院讀書時，由媒體藝術家葉旭耀任教的一門課。那時上課會看很多奇怪的電影，例如日本的實驗片導演伊藤高志（Takashi Ito）的作品，「說的誇張一點，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有點像哈利波特第一次到了霍格華茲的興奮，原來電影未必是只有娛樂和故事。」
後來，在創作《何逸君：錄像備份》時，曾旭熙沒有選擇強行剪接成一條具完整結構，且充滿戲劇性轉折的九十分鐘紀錄長片，反倒是把部分的片段燒錄成光碟，讓觀眾可以體驗創作者翻閱大量記憶片段的過程，自由地參與在展覽的影像呈現當中。
「每次看見何逸君，即使每次他都在喋喋不休地說著一些重重覆覆的事，但對於我來說，同樣是很有impact（影響）的經驗，有些東西我真的不想剪輯掉，也剪輯不了。」曾旭熙說，觀影經驗可以是很自由，電影也可以一件很開放的事，「我是為了何逸君這個人、這個核心進行創作，所以隨著何逸君的變化，作品的呈現可以是多元的，而不是為了有一段九十分鐘紀錄長片的目的而做」。
「我希望可以有多一些創作者在電影業中解放出來，回歸到電影本身的純粹。」曾旭熙淡然地說。
寫到尾聲，我重覆又重覆地聽著曾旭熙與資助平台職員的錄音對話，最後職員是這樣總結的，「不要常常用自己想的準則去做事情，這樣撞了牆也不知道，今年的經驗就是提醒大家，你真的撞牆了。」
「你真的撞牆了。」這句說話不停在我腦海中迴盪，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後來，我在這個資助平台的網站中，找到他們主席的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鼓勵所有年輕電影工作者咬緊牙關持續創作，尤其是靈活多變的短片模式。只要有香港，香港電影就會一直存在。」
大抵我們也心知肚明，除了曾旭熙以外，還有很多這樣的年輕創作人，他們不是無知，反倒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願他們能夠繼續「咬緊牙關」地「撞牆」，在狹縫中繼續倔強。
▧ 照片提供_ 曾旭熙 @oiamdon
▧ 採訪撰稿_ 陳卓斯 @shitwillcometrue
▧ 特別嗚謝_ 王記者 @wongchin.journalist （深夜指導，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