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靡雙週報〉第3期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當前精神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的生物化學或基因因素。相反地，精神痛苦主要是由於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發瘋。」正如我在書中所論述的，這些「不幸事情」的發生不是隨機的。它們與貧困、不平等、無力感和工作壓力等密切相關，這些都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從美國加州到中國北京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經歷。

最後，我們仍必須強調，發展精神醫療與社區支持服務共同協力而成的服務，才是根本之道。社區支持服務重視的是病人、照顧者與家庭的整體生活。藥物與住院能協助穩定疾病，回到社區之後則需要有持續的精神復健、穩定的居住空間、同儕的互助網絡、支持性與庇護性就業等服務來承接，來預防病人因長期留滯於家庭造成功能退化，減輕照顧者的壓力並保有喘息的空間。這些社區支持服務在國內外皆已有具成效的經驗，仍待中央政府在政策與經費上予以支持，協力司法、衛政、社政、警消、勞政等相關單位，共同面對台灣長年以來不受重視的精神衛生政策。對於精神疾病病友來說，生病是一場意外，不應該成為被忽視或被扁平化、污名化的群體。我們希望透過完整的修法，幫助病友們在病房與家門之間，找到能與社會共存的支點。

「失敗感」是失序者普遍的生存經驗。我們從彼此身上辨認出三種「失敗敘事」:首先,是各自使用者/倖存者運動經驗中經歷的挫敗感。我們過往談論議題、組織參與的過程中,有許多讓我們至今仍困惑、創傷的經歷。台灣缺乏精神失序者集體運動歷史,因而較無抵抗能量與結社資源;來自差異背景的失序者彼此難以磨合;失序者缺少家庭以外的自助社群網絡;同儕支持實作與倫理的論述與工具匱乏,上述面向都是各種運動挫敗經驗形成的脈絡,我們希望從這些脈絡回看自身倡議的歷史。第二,則是使用心理健康資源、向專業體制求助卻再度創傷、求助無門的挫敗經驗。醫源性傷害是常見的,除來自專業體制運作缺乏使用者觀點,還包含無中立投訴機制等權力不均因素。第三,就是我們各自生活的失敗感。我們都是廿、卅歲左右的青年,理當對生活有願景,但各種青年貧窮世代的結構性因素不只扼殺對未來的想像,也帶來生活風險,如都市的高房租房價、難以找到理想工作,遑論追求職涯等。創傷的複雜性與生存的掙扎讓我們「發瘋」了,但現代精神醫療系統卻簡單地殖民我們的受苦經驗,標籤我們的發瘋為各種症狀,而鮮少理解苦難的來源:社會壓迫、創傷,與缺乏連結。

赫曼教授反覆提到，暴力創傷的引爆與促成復原發生的歷程，都嵌在人類社會的大小歷史當中，無法與外在歷史情境和社會脈絡分開來看。這意味著療癒不僅侷限於個別受創主體的回顧與哀悼，因為受創主體不可能在真空中單向地與想像的他人重新連結，或自動地重返社群。在受創者尋求療癒的路途上，社群集體發掘真相、追討正義的意志亦扮演著關鍵角色。倖存者即使能透過個別治療情境的護持與涵容獲得初步療癒，但只要當社群集體空間中持續充斥歷史修正主義或否認主義的聲浪，在大眾媒體上流傳汙衊受創者／倖存者的扭曲歷史或虛構事實，這條崎嶇的療癒之路便很難抵達終點。正如德國社會政治與道德哲學家艾克索・霍內特（Axel Honneth）在 《為認納奮鬥：社會衝突的道德語法》（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一書中所闡述，受壓迫的主體必須獲得主體、法律、社會三重層次的認納（recognition），才能完成復原的抗爭道路。

美國意圖性同儕支持（International Peer Support, IPS）的領導者 Chris Hansen 曾經在演講中分享，「當事人」不一定馬上可以成為「同儕工作者」，因為他可能很快的複製以前被對待、上對下的方式對待其他面臨同樣困難的人。為此，IPS 發展出一套訓練，用經驗分享而非指導、共享風險而非控制，以及注重連結、對自我價值觀從何而來提高敏銳度、強調社會正義與改變等方式，讓「當事人」成長為一個可以支持面臨相似經驗者的「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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