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莊旻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全球患有憂鬱症的人數超過3.5億人，憂鬱症也將於2030年成為人類疾病中最大的社會經濟負擔。究竟為何全球皆陷入心理健康危機？精神疾病又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的作者伊恩・弗格森，試圖透過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的角度，挖掘精神疾病背後複雜的政治社會脈絡，並批判目前生物導向的精神醫學霸權。
本集節目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黃涵榆，一同探討書中的觀點，並提出對於精神醫療的願景與想像。精神疾病的歷史
自古以來，宗教和神話對於疾病有許多聯想，其中精神疾病又更容易透過一些奇特的描述流傳，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與超自然或神秘力量有關，尤其在基督教的傳統中經常看見對於精神疾病的想像。在《舊約聖經》裡，冒犯上帝的國王最後通常走向瘋狂的結局，瘋狂相當於忤逆上帝的懲罰；在《新約聖經》裡，也記錄著許多基督行走在荒野之中，以神蹟治療許多瘋癲者的故事。黃涵榆說，在基督教的傳統裡，瘋癲或是精神疾病代表著罪惡與懲罰，而治療就像是彰顯神恩，尤其基督教是一個強調辨識靈魂、真理的宗教，對精神疾病的解釋及治療會比其他非基督教的宗教更加強烈，即便現代精神醫學已經發展至實證取向，仍然保留某些超自然的因素，兩者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
19世紀現代神經內科興起，以生理因素來解釋精神疾病成為主流醫學的共識，特別是與大腦病變有關，縱使精神醫學在歷史上發展出各種不同的療法，包括催眠、談話診療等，但不論何種治療方式都沒有撼動生物為導向的精神醫學。而這樣的霸權隨著精神醫學跟製藥工業合流變得更加強大，除了腦部顯影技術之外，最重要的是依靠精神藥物來控制與治療。黃涵榆表示，這些藥物的效力是否足夠？會不會有副作用？都是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如果把精神疾病簡化成只是生理的因素，容易走向藥物控制，最大的影響就是忽略掉其他各種療法，也不太會去關注對於精神疾病的不同詮釋、感受以及文化差異性。
黃涵榆說，臨床診斷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精神醫療還牽涉到更廣泛的社會運動與國家政策，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我們並非生物科學或醫學出身，對於這些議題仍然有非常多感受。這本書除了幫助我們去理解精神疾病的各種因素，也有較為務實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希望能夠解決或減緩造成人們精神痛苦的原因，並提出某種社會主義的願景，其中作者特別強調勞動狀況以及精神醫學體制的影響。
節目主持人管中祥也提到，在精神醫學或精神疾病的診斷上，認定的因素不同會涉及到治療或照顧方法，同時也與政策制定、預算提撥、資源分配等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社會如何看待憂鬱？精神疾病背後的社會因素
藝人吳宗憲曾因為說出「憂鬱症是因為不知足」，引起廣大網友討論與批評，吳宗憲的女兒吳姍儒也反駁此觀點，並提出「愛自己很重要」，由此可見社會對於精神疾病有許多不同看法與想像。
黃涵榆表示，不該把精神問題簡化、怪罪於個人，一個人的精神會出問題大部分是因承受過多社會的壓力所致，這些壓力或許剛開始來自於外界，但慢慢就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可能與自我感受、慾望、如何回應社會期待有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壓迫的面貌正逐漸轉變，不再是赤裸裸的壓迫，反而轉變成一種鼓勵，鼓勵大家做自己、肯定自己，當快樂被認為是普遍的生活價值，或許也變相造成心理壓力。管中祥也表示，是否快樂或知足不會是純粹的個人問題，但若沒有釐清背後的原因就很容易造成個人責備論，將憂鬱症歸咎於個人的缺陷。
作者於書中不斷強調從心智的政治來認識精神疾病，跳脫生物導向藥物控制的精神醫學，以歷史唯物論、辯證的立場來看待精神問題，包括精神疾病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裡被建構而成，以及與何種社會經濟狀況有關。黃涵榆說，作者特別強調精神疾病的政治性，探討新自由主義社會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關聯，例如超時工作、勞力剝削、階級差異等多個面向所導致的精神問題。
若是社會因素導致，為何大部分人沒有精神疾病？黃涵榆說，精神疾病的診斷整體來說是增加的，或許仍然是社會上的少數，但除了社會因素以外，還牽涉到家庭、知識能力、人格特質、是否有病識感等等，這些都會造成一個人在面對心理壓力時採取不同的作法。此外，有病、沒病之間的區分最直接來自於臨床上的定義，但這個定義會隨著不同知識條件、時空背景、社會狀況而改變，舉例來說，兒童習慣性的鬧脾氣已經被列入早發性的精神疾病，手機成癮也被正式認定為一種精神疾病，臨床上定義的精神疾病範圍正在持續擴大。
黃涵榆也提到，當我們去指認誰是精神病患的時候，常常會凸顯出對常態的過度強調與重視，不斷擴大不正常、異常的範圍，代表我們所認為的正常是很脆弱的，相對地，所謂的恢復正常是否是讓患者重新回到受壓迫的體制，也是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
管中祥說，目前台灣的《精神衛生法》尚在修法，社會對此也有不同意見與討論，特別是台灣只要發生跟精神疾病有關的隨機攻擊、隨機殺人事件時，社會容易片面地認為要將患者隔離，但不論隔離是否能解決問題，都應該從不同面向去理解精神疾病。
奪回自我的掌控權
管中祥提到，所謂的壓迫體制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利潤極大化、過度競爭下所產生的異化現象，導致人們喪失主動權，不僅無法掌握自己的所得，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疏離，極高的不穩定性也造成了更大的壓力，因此除了批判體制，更要好好思考如何找回自己的主控權。黃涵榆也提到，在資本主義之下，我們從職場開始喪失掌控，進而擴散到整個人生，使我們越來越無法去計畫、享受我們所認為的美好生活。
作者提出何種具體解決或面對的方法？黃涵榆說，書中提到的建立社會醫療網絡、增加預算、改變社會對於精神疾病的看法等等，就目前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現階段仍有許多事情是我們能夠做到的，首先是不要把精神痛苦的責任都歸咎於個人，以為想開一點就能化解，這點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是在增加一個人的愧疚感，此外精神醫學的體制本身應該慢慢接受非生物取向的學科，目前台灣有些學校已經開始結合人文相關學科，更進一步的是，醫療社會需要以實際作為來改善復原的必要條件，包括病院以外的環境，不單單只是在封閉的醫療或療養機構裡面進行藥物治療。
黃涵榆表示，這些願景意味著我們必須把精神醫療當成是一個實際的社會跟政治行動，目前社會上比較少看到以醫療為主要訴求的抗爭，期待未來有更多第一線的人員加入，這也連帶牽動到如何改善勞工的精神健康，當然最根本的做法還是必須提升物質條件。
管中祥說，每個人的特質、專長不同，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標準，如何讓每個人都能有多元適性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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