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中的卑微·續
底層民眾的認知，就是精英階層利益的來源。而打破民眾認知的樊籠，首先奮起反對改革者的，就是被改革者救助的底層民眾。
——旭
底層民眾的認知，就是精英階層利益的來源
皮埃爾(Pierre Bezukhov)是懦弱而笨拙的，但是作為伯爵基裡爾·弗拉基米羅維奇·別祖霍夫(Count Kirill Vladimirovich Bezukhov)幾個私生子之一，他是最受歡迎的，當然也是老伯爵最鐘愛的。如果沒有老伯爵的遺囑，私生子是不能繼承家族任何財產的。也因此，當他意外獲得老伯爵的全部遺產，並且從一個私生子一躍成為伯爵後，內心充滿了不安，甚至愧疚。
善良的皮埃爾希望用他繼承的財產來為社會做點變革。他首先在自己的農莊進行改革，而且特別為農奴建立了學校。
偉岸的安德烈在追隨庫圖佐夫（米哈伊爾·伊拉裡奧諾維奇·戈列尼謝夫-庫圖佐夫，俄語：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Голени́щев-Куту́зов，羅馬化：Mikhail Illarionovich Golenishchev-Kutuzov；1745年9月16日-1813年4月28日，俄羅斯帝國元帥，著名將領），經歷了奧斯特利茨(德語：Austerlitz)戰役（1805年12月2日，75,000人的法國軍隊在拿破侖一世的指揮下，在波西米亞的奧斯特利茨村[位於今捷克境內]取得對87,000 俄羅斯-奧地利聯軍的決定性勝利）後，總算保住性命回到家中。而此時，安德烈的妻子難產而死。安德烈面對妻子的屍體懊悔不已，之後他遷居到博古恰羅沃（Bogucharsky District,俄語：Богучарский район）田莊養傷。而皮埃爾前來看望安德烈，並給他講了自己的農莊變革。面對皮埃爾的美好理想，安德烈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那麼就來辯論吧。”安德烈公爵說。“你提起學校，”他屈起一個指頭，接著說，“教育，等等，你是想把他，”他指著一個脫下帽子從他們身旁走過的農奴，說，“從禽獸的狀況挽救出來，並且滿足他精神的需要，可是我認為，唯一可能的幸福就是禽獸的幸福，可是你呢，偏要剝奪他這種幸福。我羨慕他，而你想把他弄成我這個樣子，可是又不把我的財產給他。你說的另一件事情是要減輕他的勞動。可是在我看來，體力勞動對於他，正像腦力勞動對於你我同樣的必需，同樣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條件。你不能不思索。我睡到半夜兩點多鐘，忽然心血來潮，輾轉反側睡不著，一直到早晨都不能入眠，因為我在思索，而且不能不思索，正如他不能不耕地，不能不割草一樣；不然的話，他就會在酒館裡出進，或者在病榻上呻吟。正如我受不了他們那種可怕的體力勞動，他也受不了我這四肢不勤的生活，他會因此發胖，慢慢死去的。第三，記不起了，你還說什麼來著？”
——[俄] 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p572
安德烈的話充滿了生活中最痛苦的真理。也是我們很難認同卻無法反駁的現實。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底層人民甘於忍受現實，贊美強主。一旦你打開一扇窗，你通常得到的不是感謝，而是憤怒。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慾望。
——魯迅, 隨感錄65
首先對改革者的攻擊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的暴君，而是能夠呼吸了新鮮空氣，終於可以看到遼遠天空而感到不安的，獲益的底層民眾。
人是觀念的動物，人無法獲取認知之外的財富。底層民眾的認知，就是精英階層利益的來源。而打破民眾認知的樊籠，首先奮起反對改革者的，就是被改革者救助的底層民眾。
皮埃爾的善良和天真讓他願意用自己意外獲得的財富幫助農莊的農民。而光明正確的安德烈，確早已看透人性。
安德烈和皮埃爾都崇拜拿破侖，但是崇拜的內容是不一樣的。安德烈崇拜偉大，他的志向也是用偉大來報效國家。高傲、冷漠、理想主義和憤世嫉俗的安德烈，看透卑微者的人生，卻無法看透自己的偉大。而他的塑造者托爾斯泰，早已洞悉英雄從來不會決定歷史的命運，甚至連自己的命運也決定不了。在上帝之下，人的豐功偉績不值一提，更遑論個人的悲歡和生死。
皮埃爾崇拜拿破侖，是因為拿破侖打破了農民的枷鎖，帶來了世間平等的偉大。可惜此時他不知道，平等的夢想往往不過是野蠻的藉口。俄軍在博羅金諾戰役 (The Battle of Borodino，俄語：Бородинская битва， 法語：Bataille de la Moskowa,1812年9月7日) 的奮力一博，並不是庫圖佐夫下的一盤大棋，它不過是為了“體面”的讓出莫斯科而進行的臉面之戰。所有人的犧牲，不過是為了一個高貴的“假面舞會”(博羅金諾戰役是所有拿破侖戰爭中最大和最血腥的單日戰斗，超過二十五萬士兵投入戰場，至少七萬人死傷。)。當我們以為看不懂精英們的謀略時，其根源不過是精英們故作深沉的愚蠢。
俄羅斯戰爭失敗後，不顧家人反對一心報效祖國的保爾康斯基(Bolkonskys)公爵死於中風，而試圖保護家人的瑪麗亞(Marya Lvovna Karagina)遇到了農莊農民的暴動。農民們認為拿破侖的到來是“解放”，因此拒絕為“地主老爺們”效力。如果不是遇到前來的尼古拉(Nikolai Rostov)，孤女寡母的瑪麗亞一家的結果不堪設想。
用托爾斯泰（Leo Tolstoy，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俄語：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拉丁化：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的話來說：“尼古拉的善良和天真無邊無際”。
相比於安德烈、皮埃爾與娜塔莎，尼古拉和瑪麗亞這一對戀人更加平凡和普通。而且尼古拉和瑪麗亞這樣的鄰家夫婦，就像命中注定一樣，總是他人的陪襯。
善良的皮埃爾傾向於革命，而善良的尼古拉傳統保守，兩人經常為此發生爭執。皮埃爾更多是站在安德烈的身邊。
偉大的強人之所以在這個世界屢屢得手，在於底層的民眾缺乏對自己利益的真實認知。他們為革命歡呼，為英雄膜拜，甘心奉獻，而把無知作為自己幸福的來源。
幸福國家指數
在亞洲的南部，不丹王國（宗卡語：འབྲུག་ཡུལ་，威利：druk yul；藏文：འབྲུག་ཡུལ་，威利：vBrug-yul，藏語拼音：Zhugyü，通稱不丹，清朝史籍稱布魯克巴 ，是位於中國和印度之間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南坡的一個南亞內陸國）是如此貧窮，也許只有不遠處的尼泊爾聯邦民主共和國（Nepal，尼泊爾語：सङ्घीय लोकतान्त्रिक गणतन्त्र नेपाल），通稱尼泊爾（नेपाल）可以比擬。就是這樣一個人均不到人民幣十元的國家，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宗喀語：འཇིགས་མེད་སེང་གེ་དབང་ཕྱུག་，威利：’Jigs-med Seng-ge dBang-phyug，1955年11月11日，前任不丹國王，現任不丹太上王），在1972搞出一套有別於經濟參數GDP的不丹 GNH（Gross National Happniess） — — 幸福國家指數。國王自稱更在乎的是人們的幸福感，而不是數字上的增長。
為了這個貧窮的謊言，直到1999年才引入了第一台電視的不丹，通過盡可能的封閉和宣教，維持人民“唯一可能的幸福就是禽獸的幸福”。然後每年通過自己“有特色”的調查，保持不丹為亞洲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當然，為了維持“謊言”的真實性，通常全球排名放幾個歐洲國家，以示公正 — — 例如2006年，英國萊斯特大學公佈其研究的“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不丹在亞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八。《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把不丹評為亞洲最幸福的國家。當然，這可不是聯合國的排行榜。在聯合國《2021全球幸福指數國家排行榜》中，尼泊爾是87位，不丹缺失。
最後來點花絮
《戰爭與和平》中，尼古拉的原型應該是作者列夫·托爾斯泰的父親，名字叫尼古拉·伊裡奇·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的母親叫瑪利亞·沃爾康斯基。 列夫·托爾斯泰的祖父叫伊利亞·安德烈耶維奇·托爾斯泰，跟原著中娜塔莎的父親僅僅是姓氏的差別。 列夫·托爾斯泰的外祖父叫尼古拉·沃爾康斯基，原著中安德烈老爹叫尼古拉·保爾康斯基。多洛霍夫的原型是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個浪蕩的叔叔，他在博羅季諾戰役中受過傷得過勳章，他好遠游打鬥賭博娶吉普賽女子，去過美洲。
安德烈的原型是戰死於1812戰爭的巴格拉季昂親王。彼得·伊萬諾維奇·巴格拉季昂親王（格魯吉亞語： პეტრე ბაგრატიონი 俄語：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Багратио́н；1765年-1812年9月24日），是俄羅斯帝國陸軍上將、親王、格魯吉亞巴格拉季昂王朝的後裔。拿破侖戰爭時期俄羅斯軍中最著名的少壯派將領，也是俄軍將領之中為人廣泛看好的一人。1812年9月12日，巴格拉季昂因為傷勢過重，在弗拉基米爾-古勃尼亞（Vladimir Gubernia）的西彌村（Simy）死去。
列夫·托爾斯泰本人和皮埃爾一樣都是私生子。而且列夫·托爾斯泰在自己的莊園也進行了和皮埃爾一樣的改革。結果也是失敗的，為此他寫了一部《一個地主的早晨》記錄了自己莊園改革失敗的過程。
旭，2022年4月13日，8月6日修改
旭：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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