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對“必然”的服從

“自由是對必然的承認”(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是辯證法大師黑格爾的一句名言，到了馬克思筆下，成為: “自由是意識到有必然”(freedom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necessity)。台灣是對辯證法思維免疫的地方，這固然是國統時代教育的後遺症，但裹腳布已經放掉了很久，受過束縛的小腳(大腦)就是一直無法茁長。這頗為可惜，連帶對中國固有的辯證法傳承也無法辨識，例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自由"與"必然"是對立的。辯證法的“對立的統一”卻非用語中的“弔詭”(paradox)，例如我說: “這一班全體學生是30人”，“全體”這個詞敘述了一個範圍，但如果用來表述全體數字，則是試圖框範“無限”，但“有限”與“無限”仍然是各歸各，只是我們用語為自己製造了一個陷阱，用語裡明明也有"無限"這個概念，我們卻出於習慣用"全體"去範圍它。

辯證法裡的兩造是矛盾的、對立的，也都是實體化的(entified)，不是語言的陷阱，也不是我的自說自話。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個時代，不論宇宙本體是唯物抑或唯心，都被當作是客觀的實有。19世紀是後啟蒙運動時代，不妨假定"必然"是牛頓物理學發現的自然界法則一類，19世紀也是後法國大革命時代，不妨假定"自由"就是個體反抗外力的宰制。將黑格爾辯證法發揚光大的是馬克思，我們不妨用一個辯證唯物論的例子。

假設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基本教義派，他抗拒受任何“外力”宰制，包括地心引力，於是他從高樓往下跳，求仁得仁，他獲得了粉身碎骨和肝腦塗地的“自由”。自由必須是對必然的服從，卻非一面倒地認命，認了命就沒有兩造的緊張，也就沒有矛盾，沒有對立的統一。植物只有榮枯，動物都走向死亡，卻沒有死亡的概念，它只是跑完全程而已。

唯有一種叫“人”的生物，一邊走向死亡，卻一直在求永生，基督教不用說: 整個世間生命是客居的，乃來世的預備階段。中國人在生物層次要求多子多孫，傳宗接代，在精神層次要求立德、立言、立功。總的來說: 整個文明的建構就是對死亡的心理防禦，例如堆砌個金字塔什麼的，冀望到了歷史的終結仍矗立在那裡。就這樣，人的生命成了“死”和“生”的辯證過程。

文明難道只是集體自我催眠嗎? 宗教豈非最大且歷久不衰的詐騙集團?死亡可以是永生的開端，眼下的垂垂老去卻需用美容整形作障眼法，成為永生產業鏈的下游產業。最能微型地複製永生產業身後比死前活得更生猛的邏輯莫如壯陽補品，吹噓能將中年後的性提高到比青年更猛，最扯的促銷莫如“能增強5倍”之類，須知使女方受用乃是“恰到好處”，5倍會將她整死。(不信用犀牛角替代試試看!)

顯然，自欺欺人是人類的強項，乃其他動物所無。但人類文明卻非全然是自欺欺人。人沒有對“必然”完全認命也確實延長了人的平均壽命、將生命的活躍期也拓展了，目前甚至進入追求不朽的生物工程研究。如前說言，對“必然”的服從如果是一面倒地認命則無辯證可言。對“必然”辯證地服從是去掌握它的規律，借力打力，即老子所說的“反者道之動”。

逆反地心引力，從高樓上跳下去作“自由宣言”，固然是“自由”。掌握了地心引力，計算出用反作用將火箭送上天，比不知地心引力為何物的前現代多增加了選項，乃更大的“自由”。前者是唯心主義的、後者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的防疫—尤其在初期—是徹頭徹尾唯心主義的。川普總統原初試圖將它說成是一種新的流感，差一點沒將它歸入如全球暖化一類的“騙局”(hoax)裡，同樣是恐怕影響股市，破壞他任內繁榮之局，疫情則更會因封控喪失人心，流失選民。後來病亡人數劇增，紙包不住火，似乎仍非川普改變初衷之由，蓋他公然表示對最高防疫官佛奇不屑，導致後者受到死亡威脅。川普在敗選後的歲月裡，全付心思仍放在如何推翻大選結果，對正在肆虐死人無數的疫情莫不關心。川普居然也承認有新冠這回事之時，是它可以被武器化，一來可以將它說成是“中國病毒”，二來藉口封鎖美墨邊境很管用。

至於美國老百姓，則傾向視防疫是政府妨礙個人自由，極右派則認為是政府即將沒收民間槍枝的一場預演動員。此舉既然違反美國精神，少不了外國陰謀，是國際猶太陰謀外加中共陰謀。病毒的培養皿是武漢，整場疫情是大藥廠導演的，老闆們是猶太人，也是拜登的金主。一個全球最發達的國家，染病率和病亡率卻居全球之冠，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中國的封城和清零政策是面對現實，並非完善，乃一個涵蓋五份之一人類的醫療體制還未到位的下策。放棄這些政策進行解封，果然受到“必然性”的懲罰。然而，白紙運動的抗議卻非對美國跳樓式“自由”的追求。被禁閉了3年的大爆發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在此期間，“中國防疫乃壓制人權、解封則危害全人類”這類反華大合唱也是一種必然性，無需感到意外。唯有借力打力，見招拆招，化腐朽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