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復原 &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我們注定會失敗

19世紀末，啟蒙運動與女權主義萌芽，由法國神經學家夏爾科所開啟、以女性病患為主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吸引了大眾的興趣與目光。一時間，相關研究蔚為風潮，許多神經學家不甘落於人後，競相與婦女、兒童患者展開談話與治療，爭奪翹楚地位。

1896年，佛洛伊德提出報告，指出「每個歇斯底里症的個案中，至少有一次或多次的過早性經驗；縱使相隔數十年，卻可能透過精神分析的過程重現於記憶中。」這份報告即便在今日看來，仍然極為精闢而具有貢獻。

然而，如果佛洛依德的理論是正確的，對應當時患者數量，無疑代表「對女性、兒童的性變態行為」遍地皆然。這樣的想法不僅大眾拒絕承認，亦嚴重違背了他自己所珍視的父權價值。於是，在起初便只是為了迎合潮流、博取美譽的研究熱潮，就這麼戛然而止。政治動機消散，研究者發現自己「太過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牽連」，轉而棄絕、否認了所有研究成果。佛洛伊德在20世紀初，宣稱患者所述的童年性虐待經驗「都只是編造出來的幻想」，其後甚至主張「女性嘴裡抱怨，內心卻渴望那種受虐的性關係」。

無獨有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處於極端環境與心理狀態、面臨精神崩潰的軍人數量飆升。他們罹患俗稱為砲彈恐懼症的「戰鬥精神官能症」，會失控吼叫、僵立呆滯。

在醫療體系不堪負荷的情況下，這種病症的存在成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其焦點卻也如歇斯底里症一般，轉移到了患者的道德人格上──懦弱、懶惰、詐病才是根本的原因，應該交由軍法審判或不光榮除役。戰爭結束後，熟悉的社會集體失憶再度出現，公眾和醫界對退伍軍人的心理狀態不再感興趣，將他們遺忘病房一隅。

一直到越戰之後，戰鬥引起的精神創傷才開始有了大規模且系統性的研究，動力並非來自於政府或醫界，而是由自發性的退伍軍人組織所推動，加上當時美國壟罩在師出無名的敗戰氣氛中，反戰運動獲得迴響與道德正當性，社會才開始接受創傷是長期而真切的戰鬥後遺症。

心理創傷患者與研究者要對付的問題，始終是來自大眾的懷疑或是貶抑。綜觀上述歷史，人們毋寧更偏好爭論患者是否有資格受到重視與醫療照顧，或根本是罪有應得；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詐病；他們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是純屬想像還是惡意杜撰？

面對自己的創傷很難，承認他人的更難。我們對維持平和表象的強烈渴望遠超過自己想像，足以讓人刻意忽略、甚或搬弄矯造所有暴行及呼救；我們全神貫注、汲汲營生，沒有多餘的眼淚為他們而流，選擇了相信一切沒那麼不堪；我們試著伸出援手卻無能為力，只能冀望著其他人負起救贖的責任。

人類的大腦可以粗略地分成理性腦（前額葉皮質）和情緒腦（腦幹+邊緣系統）。前者負責計畫和預期、感知時間與脈絡、抑制不合宜的舉動與同理心；後者則處理情緒、感受等與「環境」因素。五官接收到外界訊息後，會匯聚至邊緣系統的「視丘」進行整合，並連貫過去的經驗。接下來，這些訊息有兩種傳遞路徑：

在低路徑中，杏仁核的運作快速且自動化，反應過程比高路徑快上數毫秒，俾更迅速地辨識輸入的訊息是否危險、致命。換言之，杏仁核的功能不在於綜觀、分析全局，而是在尚未來得及思考前，就做出「戰或逃」的判斷。直至額葉分析出情況其實並不致命，中止壓力反應，大腦始恢復平衡。

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指的是「情緒腦」與「理性腦」的平衡受到破壞。極端情緒會使情緒相關腦區活化量增加，理性腦的抑制功能變得極為薄弱，人也「失去理智」。換言之，只要邊緣系統決定某件事攸關生死，理性腦就再也無力壓制情緒腦。因此，他們會因巨大的聲響受到驚嚇、因微小挫折而暴怒，或一被碰觸便僵呆。

除了情緒腦與理性腦失去平衡外，創傷經驗亦會使視丘統合訊息的功能失效，導致聲音、氣味、景象被編碼為殘缺、零碎的片段。就像常見的電影場景：從退役返國的軍人聽見碗盤破裂的聲音，讓昔日身處槍林彈雨的感覺殘片闖入當下；而杏仁核附近的海馬迴無法將新訊息與過往經驗連結起來，於是正常記憶處理程序崩解了，致命的時刻再現，壓力賀爾蒙不斷循環，時間軸糾結成團，永遠不會結束。

這種記憶的斷裂和孤立，稱為「解離」：創傷無法連同時間編譯成回憶；創傷的感覺、想法和情緒分別被儲存成一段段凍結、難以理解的碎片。PTSD患者必須一再重回同一刻，大腦停止運作，只剩恐懼、僵呆、崩潰。

提到PTSD，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種種驚心動魄、電光石火的「意外」。而事實上，最常見、也最常被忽略的，是兒童生長過程中經歷的創傷，靜默、緩慢、長久。

孩子會對主要照顧者產生「依附」。依附是與生俱來的需求，並對孩子的生命歷程產生重大影響。母子如能產生情緒上的同調，孩子便得以將強烈的感覺跟安全、舒服及掌控感連結起來，建立「安全型依附」，進而學會如何自我調控、保護。

相反的，情緒上不同調若一再發生，將導致長期情感斷裂。有的母親對孩子滿懷敵意；有的則脆弱、無助，反倒希望孩子能照顧自己。惟人類的基本設定就是從骨子裡忠於照顧者，而恐懼只會增加依附的需求，即使安撫的來源同樣也是恐懼的來源。於是，孩子發展出「紊亂型依附」，他們可能對陌生人產生強烈情感，或完全不信任任何人。

研究指出，無法與孩子同調的母親，大多在童年失去父母、受虐，或親眼目睹家庭暴力。她們的生存完全仰賴照護者，於是只能封閉自己，以暴怒、關機、順從或違抗來處理情緒，是以「紊亂型依附」的孩子在成年早期更易出現解離症狀，感到迷失、崩潰、與世界隔離。由於感受不到真實，他們無法保護自己遠離危險，或是為了要有感覺而走向極端。

這些孩子成為父母後，未必會繼續虐待自己的孩子。但若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創傷中，仍舊會因為情緒疏離和角色反轉，而無法提供足夠的照護。於是，孩子不斷排斥無法同調的母親，母親越發失望、沮喪、無助，直到開始將孩子視為令人憤怒且沒有連結的陌生人，下一步就是虐待。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迴圈，社會新聞畫面永遠不脫幾個關鍵字：虐童、貧窮、未成年、同居人。

作者用「發展性創傷」來描述這些在情緒調節、注意力和認知、人際關係上均有長期嚴重問題的兒童。他們在危險、混亂的照顧系統中長大，創傷自始來自於最親密的家人，這擊潰了使人們免於受創的最重要防線──被所愛之人保護。也因此，在「關係」中受創，比在交通事故或天災中受創更難痊癒。

我們的政策總是追求立即見效，而將預算花在教育與協助父母、建構兒童援助網絡上，是一條看不見成果的路。執政者無法用梗圖或短影音告訴選民：有些父母學會了提供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有的孩子因此擺脫了受虐、貧窮與孤立的輪迴。

這種數個世代間悠遠且緩慢的改變，無法使政治人物在兩年、四年一次的選舉週期中，端出諸如修了幾盞路燈、蓋了幾座運動場或豪灑幾兆元紓困款項等亮麗的數字來換取選票。創傷的援助與治療漫長且艱困，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一無所獲；沒有有感的政績、看得見的未來。這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不想、不能、也不願意搆著問題的源頭。

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一筆筆累加，候選人興高采烈的喊價彷彿拍賣會現場。政府拚了命的鼓勵生育，理由是高齡化社會將招致毀滅性的後果；卻不問每個月都亟欲這數千元來餬口的父母，是否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將孩子曳出泥沼，抑或是帶著他們一起淪陷。

鼓勵生育的目的何在？這些孩子一出生便面臨著貧窮、低學歷、失業、社會孤立與槍枝毒品，在滋生創傷的溫床中帶來更多創傷，被傷害的人又傷害其他人。研究已證明負面童年經驗與曠職率、低收入、憂鬱比例、自殺未遂，乃至於吸菸、肥胖等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息息相關。

同樣的，我想執政者也不會去研究鼓勵生育的政策與貧窮、精神疾病、犯罪率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毋寧讓人民激烈怒吼著所有罪犯應該通通去死，讓上一代指責下一代不思進取、沉迷暴力、毫無抗壓性。數千元的津貼與補助背後，是無數一出生就注定在絕望中掙扎的靈魂，與無法估量的社會成本。

挪威的判刑入獄率是十萬分之71，荷蘭是十萬分之81，而美國則是他們的十倍，每年花費840億美元在囚犯身上，平均1人44,000美元。這些歐洲國家的犯罪率也低於美國，醫療保險花費則約為美國的一半。低犯罪率的國家把錢投資在另一方面：協助父母，讓父母得以在安全、可預測的環境中教養孩子。從這些國家的學業測驗成績和犯罪率來看，這種投資似乎很成功。

我們曾經可以將更多的金錢與精力，投注在終結這樣無止境的迴圈；我們憂心著如何老去，卻不顧孩子怎麼長大。由於創傷看不見，所以能選擇無視。研究證實基因上的易受性可以藉由後天改變。然而，這似乎並未帶來太多希望；心靈的創傷，將比基因銘刻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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