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復原 &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我們注定會失敗

2022/12/12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I. 遺忘

所有加害者想要的都一樣,就是目擊者什麼事都不做。所以他們利用人性弱點,也就是眾人不想看到、聽到、談到任何惡事。
19世紀末,啟蒙運動與女權主義萌芽,由法國神經學家夏爾科所開啟、以女性病患為主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吸引了大眾的興趣與目光。一時間,相關研究蔚為風潮,許多神經學家不甘落於人後,競相與婦女、兒童患者展開談話與治療,爭奪翹楚地位。
1896年,佛洛伊德提出報告,指出「每個歇斯底里症的個案中,至少有一次或多次的過早性經驗;縱使相隔數十年,卻可能透過精神分析的過程重現於記憶中。」這份報告即便在今日看來,仍然極為精闢而具有貢獻。
然而,如果佛洛依德的理論是正確的,對應當時患者數量,無疑代表「對女性、兒童的性變態行為」遍地皆然。這樣的想法不僅大眾拒絕承認,亦嚴重違背了他自己所珍視的父權價值。於是,在起初便只是為了迎合潮流、博取美譽的研究熱潮,就這麼戛然而止。政治動機消散,研究者發現自己「太過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牽連」,轉而棄絕、否認了所有研究成果。佛洛伊德在20世紀初,宣稱患者所述的童年性虐待經驗「都只是編造出來的幻想」,其後甚至主張「女性嘴裡抱怨,內心卻渴望那種受虐的性關係」。
無獨有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處於極端環境與心理狀態、面臨精神崩潰的軍人數量飆升。他們罹患俗稱為砲彈恐懼症的「戰鬥精神官能症」,會失控吼叫、僵立呆滯。
在醫療體系不堪負荷的情況下,這種病症的存在成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其焦點卻也如歇斯底里症一般,轉移到了患者的道德人格上──懦弱、懶惰、詐病才是根本的原因,應該交由軍法審判或不光榮除役。戰爭結束後,熟悉的社會集體失憶再度出現,公眾和醫界對退伍軍人的心理狀態不再感興趣,將他們遺忘病房一隅。
一直到越戰之後,戰鬥引起的精神創傷才開始有了大規模且系統性的研究,動力並非來自於政府或醫界,而是由自發性的退伍軍人組織所推動,加上當時美國壟罩在師出無名的敗戰氣氛中,反戰運動獲得迴響與道德正當性,社會才開始接受創傷是長期而真切的戰鬥後遺症。
心理創傷患者與研究者要對付的問題,始終是來自大眾的懷疑或是貶抑。綜觀上述歷史,人們毋寧更偏好爭論患者是否有資格受到重視與醫療照顧,或根本是罪有應得;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詐病;他們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是純屬想像還是惡意杜撰?
面對自己的創傷很難,承認他人的更難。我們對維持平和表象的強烈渴望遠超過自己想像,足以讓人刻意忽略、甚或搬弄矯造所有暴行及呼救;我們全神貫注、汲汲營生,沒有多餘的眼淚為他們而流,選擇了相信一切沒那麼不堪;我們試著伸出援手卻無能為力,只能冀望著其他人負起救贖的責任。

II. 解離

人類的大腦可以粗略地分成理性腦(前額葉皮質)和情緒腦(腦幹+邊緣系統)。前者負責計畫和預期、感知時間與脈絡、抑制不合宜的舉動與同理心;後者則處理情緒、感受等與「環境」因素。五官接收到外界訊息後,會匯聚至邊緣系統的「視丘」進行整合,並連貫過去的經驗。接下來,這些訊息有兩種傳遞路徑:
  • 【高路徑】:向上傳送到「額葉」(理性腦),成為有意識的知覺,並做出更精細的詮釋。
  • 【低路徑】:向下傳到同樣位於邊緣系統(情緒腦)中的杏仁核。杏仁核一旦感受到威脅,就會緊急送出訊息至下視丘與腦幹,徵召壓力賀爾蒙(皮質醇、腎上腺素)與自主神經系統,讓心率、呼吸加快,準備反擊或逃跑。
圖片來源:《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在低路徑中,杏仁核的運作快速且自動化,反應過程比高路徑快上數毫秒,俾更迅速地辨識輸入的訊息是否危險、致命。換言之,杏仁核的功能不在於綜觀、分析全局,而是在尚未來得及思考前,就做出「戰或逃」的判斷。直至額葉分析出情況其實並不致命,中止壓力反應,大腦始恢復平衡。

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指的是「情緒腦」與「理性腦」的平衡受到破壞。極端情緒會使情緒相關腦區活化量增加,理性腦的抑制功能變得極為薄弱,人也「失去理智」。換言之,只要邊緣系統決定某件事攸關生死,理性腦就再也無力壓制情緒腦。因此,他們會因巨大的聲響受到驚嚇、因微小挫折而暴怒,或一被碰觸便僵呆。

除了情緒腦與理性腦失去平衡外,創傷經驗亦會使視丘統合訊息的功能失效,導致聲音、氣味、景象被編碼為殘缺、零碎的片段。就像常見的電影場景:從退役返國的軍人聽見碗盤破裂的聲音,讓昔日身處槍林彈雨的感覺殘片闖入當下;而杏仁核附近的海馬迴無法將新訊息與過往經驗連結起來,於是正常記憶處理程序崩解了,致命的時刻再現,壓力賀爾蒙不斷循環,時間軸糾結成團,永遠不會結束。

這種記憶的斷裂和孤立,稱為「解離」:創傷無法連同時間編譯成回憶;創傷的感覺、想法和情緒分別被儲存成一段段凍結、難以理解的碎片。PTSD患者必須一再重回同一刻,大腦停止運作,只剩恐懼、僵呆、崩潰。

III. 迴圈

提到PTSD,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種種驚心動魄、電光石火的「意外」。而事實上,最常見、也最常被忽略的,是兒童生長過程中經歷的創傷,靜默、緩慢、長久。
孩子會對主要照顧者產生「依附」。依附是與生俱來的需求,並對孩子的生命歷程產生重大影響。母子如能產生情緒上的同調,孩子便得以將強烈的感覺跟安全、舒服及掌控感連結起來,建立「安全型依附」,進而學會如何自我調控、保護。

相反的,情緒上不同調若一再發生,將導致長期情感斷裂。有的母親對孩子滿懷敵意;有的則脆弱、無助,反倒希望孩子能照顧自己。惟人類的基本設定就是從骨子裡忠於照顧者,而恐懼只會增加依附的需求,即使安撫的來源同樣也是恐懼的來源。於是,孩子發展出「紊亂型依附」,他們可能對陌生人產生強烈情感,或完全不信任任何人。
研究指出,無法與孩子同調的母親,大多在童年失去父母、受虐,或親眼目睹家庭暴力。她們的生存完全仰賴照護者,於是只能封閉自己,以暴怒、關機、順從或違抗來處理情緒,是以「紊亂型依附」的孩子在成年早期更易出現解離症狀,感到迷失、崩潰、與世界隔離。由於感受不到真實,他們無法保護自己遠離危險,或是為了要有感覺而走向極端。

這些孩子成為父母後,未必會繼續虐待自己的孩子。但若他們沉浸在自己的創傷中,仍舊會因為情緒疏離和角色反轉,而無法提供足夠的照護。於是,孩子不斷排斥無法同調的母親,母親越發失望、沮喪、無助,直到開始將孩子視為令人憤怒且沒有連結的陌生人,下一步就是虐待。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迴圈,社會新聞畫面永遠不脫幾個關鍵字:虐童、貧窮、未成年、同居人。

作者用「發展性創傷」來描述這些在情緒調節、注意力和認知、人際關係上均有長期嚴重問題的兒童。他們在危險、混亂的照顧系統中長大,創傷自始來自於最親密的家人,這擊潰了使人們免於受創的最重要防線──被所愛之人保護。也因此,在「關係」中受創,比在交通事故或天災中受創更難痊癒。
在今日的社會,你家的郵遞區號甚至比你的基因密碼更能決定你是否會有健康、安全的生活。一個人的收入、家庭結構、居住環境、就業和教育機會,不只影響發展創傷壓力的風險,也會影響獲得有效幫助的途徑。

IV. 長大

心理創傷是全球性現象。對女性和兒童的暴行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 #從創傷到復原
當我在發表關於創傷與治療的演講時,聽眾有時會請我略過政治問題,只談神經科學和治療。我希望我能夠把創傷和政治切割開來,但只要我們繼續活在否認中,只治療創傷卻忽略創傷的源頭,我們就注定會失敗。-《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我們的政策總是追求立即見效,而將預算花在教育與協助父母、建構兒童援助網絡上,是一條看不見成果的路。執政者無法用梗圖或短影音告訴選民:有些父母學會了提供孩子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有的孩子因此擺脫了受虐、貧窮與孤立的輪迴。

這種數個世代間悠遠且緩慢的改變,無法使政治人物在兩年、四年一次的選舉週期中,端出諸如修了幾盞路燈、蓋了幾座運動場或豪灑幾兆元紓困款項等亮麗的數字來換取選票。創傷的援助與治療漫長且艱困,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一無所獲;沒有有感的政績、看得見的未來。這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不想、不能、也不願意搆著問題的源頭。
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一筆筆累加,候選人興高采烈的喊價彷彿拍賣會現場。政府拚了命的鼓勵生育,理由是高齡化社會將招致毀滅性的後果;卻不問每個月都亟欲這數千元來餬口的父母,是否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將孩子曳出泥沼,抑或是帶著他們一起淪陷。
鼓勵生育的目的何在?這些孩子一出生便面臨著貧窮、低學歷、失業、社會孤立與槍枝毒品,在滋生創傷的溫床中帶來更多創傷,被傷害的人又傷害其他人。研究已證明負面童年經驗與曠職率、低收入、憂鬱比例、自殺未遂,乃至於吸菸、肥胖等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息息相關。

同樣的,我想執政者也不會去研究鼓勵生育的政策與貧窮、精神疾病、犯罪率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毋寧讓人民激烈怒吼著所有罪犯應該通通去死,讓上一代指責下一代不思進取、沉迷暴力、毫無抗壓性。數千元的津貼與補助背後,是無數一出生就注定在絕望中掙扎的靈魂,與無法估量的社會成本。
挪威的判刑入獄率是十萬分之71,荷蘭是十萬分之81,而美國則是他們的十倍,每年花費840億美元在囚犯身上,平均1人44,000美元。這些歐洲國家的犯罪率也低於美國,醫療保險花費則約為美國的一半。低犯罪率的國家把錢投資在另一方面:協助父母,讓父母得以在安全、可預測的環境中教養孩子。從這些國家的學業測驗成績和犯罪率來看,這種投資似乎很成功。
我們曾經可以將更多的金錢與精力,投注在終結這樣無止境的迴圈;我們憂心著如何老去,卻不顧孩子怎麼長大。由於創傷看不見,所以能選擇無視。研究證實基因上的易受性可以藉由後天改變。然而,這似乎並未帶來太多希望;心靈的創傷,將比基因銘刻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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