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秘魯的庫斯可–馬丘．皮丘地區，旅遊業的性別與族群認同：“給拍照的婦女”，導遊與婦女編織工（上）

■Annelou Ypeij．小草 譯

＊關鍵詞：旅遊業（Tourism），性別（Gender），族群（Ethnicity），認同（Identity），秘魯（Peru）

過去15年來，旅遊業在秘魯的庫斯可–馬丘．皮丘一帶變得爆紅。這是因庫斯可是全國最貧窮的省分之一，而當地許多窮人也極力想在這旅遊業大餅中分杯羹。至於當地的旅遊產業，則是由一些庫斯可的都市中產階級、首都利馬的政治／經濟精英與外資等所擁有的公司在主導。既然想要在這些公司工作，往往是需要高等教育程度，也因此那些只具農村背景、或來自都市低下階級的當地人，是無法進入的。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會緊緊抓著這旅遊良機，做為謀生的新方式、或是往上爬升的機會。他們開展出自己的行業，或是投入到一些低薪資、不定期、無保障的非正式工作。街頭小販、擦鞋男童、乞丐，以及導遊等身影，都在庫斯可古城區街頭，在皮薩克、欽切羅等觀光村子，以及在“印加聖谷”（Sacred Valley of the Incas）走向馬丘．皮丘的一些地方都看得到。

在這裡，我呈現旅遊業中的三個案例：1.“給拍照的婦女”（sacamefotos）；這是一群住在皮薩克一帶村落中的原住民婦女。她們會在觀光客相機鏡頭前擺首弄姿，來換取小費。2.來自庫斯可的男性導遊。他們會帶著觀光客沿著“印加古道”登山旅遊。以及3.在欽切羅村的原住民婦女。她們會為觀光集市來做編織，也會請觀光客到她們的編織中心參觀。而投入這三種不同行業的人所共有的是：他們的工作，讓他們是直接在與觀光客打交道。而觀光客如想了解地方文化，這些當地人也是他們難得的管道。正如范德堡（van der Berghe）（1994）指出：有些觀光客，正是因想接觸到真正的“他者”，而會找一些特定的地方去做旅遊。人們來到秘魯，也是想更了解這國度的歷史、古文明，以及當代民眾的生活。而當地人，也都會以多采多姿、異國情調的身影，出現在各種的旅遊手冊、觀光指南與其他媒體。這些靠著旅遊業吃飯的人，也當然清楚這些身影的價值，而且會將之納入到他們的工作。在與觀光客打交道中，婦女編織工與“給拍照的婦女”就會強調她們的原住民特質；至於那些導遊，則展現出身為“梅斯蒂索”，他們的血統根源是可追溯到古老印加帝國。我將呈現在庫斯可–馬丘．皮丘一帶，這種性別、族群與旅遊業是如何的相互交融；而且指出：在這行業工作的結果，不只限於他們所賺取的、往往是微薄的收入。這種工作，也創造出對自我重新的認識，新的身份認同與新的意涵，以及新的社會緊張與不平等關係。在一般研究族群認同、性別與旅遊業的關係，大多集中在婦女身上時（Henrici,2002；Little,2004），我反而要指出：男性，也會把他們的工作與身份認同扣在一起。另外，在一般有關文化認同與旅遊業的研究中，那些靠著旅遊業吃飯的人，往往給認為是在為觀光客表演他們的身份認同與文化（Edensor,2001：69–70）；然後會區分出那給觀光客看的“舞台上的”身份，與旅遊業所沒觸動到的“真正的”身份認同（參考：MacCannell,1973；Stronza,2008）。但我要指明：這種區分是有問題的。在以下的案例中，我會提出：不論觀光客是否會出現，在旅遊業的工作，已深深的融入到這些人的日常生活、社會關係與認同中。

這篇文章，是基於我2003–2007年所主持的一個五年研究計畫，經由田野調查而寫出來的。我是從性別與族群的角度，來把這些研究成果作匯集，而且重新來作檢查。首先，我提出有關身份認同、觀光產業與工作的理論探討。其次，我大致介紹這地區旅遊業的發展狀況。最後，我來呈現三個案例。關於欽切羅村婦女編織工的案例，是基於我親身的田野研究、訪問與現場觀察。至於“給拍照的婦女”與導遊等這兩行業的案例，則是基於賽蒙（Beatrice Simon,2008；2009）與波詩曼（Karin Bosman,2006）的田野研究；她們兩位當時也加入我的研究計畫，而我再配上自己的觀察得以寫成。

一般的學術研究會指出：當地人為了推展旅遊，往往會利用到族群認同。有些學者認為：在這種“文化商品化”中，會失去了原住民的身份認同（Gleenwood,1989（1997））。另有些學者則指出：那種以旅遊為導向的產品與服務，會為在地文化認同開創出新的意涵（Cohen,1988：383），或甚至造成文化復興（Stronza2001,2008；van der Berghe,1994：17）。而全球各地所推捧出的原住民刻板印象與鄉愁圖像等，正是國際旅遊的重要推手。像是旅遊手冊、電視旅遊頻道、平面印刷的導覽、廣告等等，都在宣揚原住民原汁原味的印象。卡內薩（Canessa）（2005a：4）也指出：對那些安迪斯山脈的國度，“「印地安人」變成了國際性商品，而印地安人也因他們「傳統式」生活方式，聞名全球。”這些安迪斯山脈的國家，也致力散佈這種刻板印象。像是那透過外銷與觀光，來推動秘魯發展的官方機構所設立的“推動秘魯”（Promperu）網站，就顯示出秘魯政府想透過把它各種原住民認同給本質化，來賺取外匯的手法。【註1】這種在全球流通的刻板印象，也可視為是一種新的“東方主義”（Babb,2011：154,Said,2001（1978））。至於這些原住民族，則是很清楚這些形象。他們會主動的佔有這些形象，而且––用史壯薩的話來說（Stronza,2008）––會為了觀光客而來仿扮這些形象。史壯薩就顯示：在秘魯一些從事亞馬森生態旅遊民宿的主人，就會依著觀光客的期望，來裝扮起自己的行為舉止。他們有意的演練自己的族群特質，以及發散出原住民的原味與文化差異，來招收觀光客（Babb,2011：154, 也參考：Little,2004；Stronza,2008）。

順著這個道理，巴布（Babb）（2011：153–155）也指出：需要重新說明那卡德那（Marisol de la Cardena）：相較於男性，“婦女更是印弟安”的說法。卡德那認為：在奇塔伴巴（Chitapampa）（庫斯可附近）原住民部落中的男女，他們在族群位置上是分歧的。男性往往會離開村落，去到城鎮中工作。如此一來，他們愈來愈不靠著以半自給的小農在部落中生活；反而是西班牙話說得更流利，衣著也變得更像都市人，變得更時髦。卡德那就那在玻利維亞首都帕斯（La Paz）附近波哥波亞（Pocobaya）部落的情況，也有相同結論。在那兒，男性的穿著、舉止，變得更像城鎮中的“梅斯蒂索”；至於婦女呢？她們則是因為老公外出工作、而得負擔起整個農耕與家務，以至於更是緊密的附著在自己的部落與田地上。奧洛維（Orlove）（1998）則是把安迪斯山脈的原住民特質，牢牢扣在他們與土地的緊密關係上，這也是指：她們愈來愈有印弟安特性。卡德那（1995：329-330）與其他一些人（Rens,2003；Weismantel,2001：139-140）也指出：我們不能因此就認定安迪斯山脈地區的兩性關係及想法，是可互補的。而且指出：男性會在種族與文化上優於婦女，這是因他們在部落外經驗所造成的結果。當這些男性變的“更白人”時，婦女卻變得更印地安人，她們於是在這些男性眼中變得低一等（Canessa,2005b；de la Cadena,1995）。巴布也指出：自從有了旅遊業後，婦女的那些印弟安特質，變的更是種文化資本的資源，而遠勝於是種責任。這種資源，使得她們對觀光客更具有吸引力，而且讓她們可經由自身的性別與族群特質，開展出新的謀生方式，改善自己生活。恩立奇（Henrici）（2002）研究馬丘．皮丘旅遊地區的性別與族群特質時，也證實的巴布的結論；他顯示：婦女，如果是以原住民女性身份來販售手工藝品，這些從事手工藝的婦女，在經濟上是大有斬獲的。

巴布與恩立奇的見解，在族群特質與階級關係方面，也極為重要。在安迪斯山脈地區，經濟活動，是與族群特質有著極為綜錯的連結。而這種連結，又源自殖民時期的納貢制度；依社會經濟群體來做族群分類（Harris,1995：364-377；Pape,2009：103-104）。

族群的類別，在實際、以及象徵上，都是階級的標示；而印第安特質，則是連著那自給自足的小農村落與貧窮。目前，對印地安人來說，他們在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提升，也就表示他們的族群認同，得變為“梅斯蒂索”人。換句話說，這得靠著由鄉間遷到城鎮，而且在經濟活動、語言，以及穿著舉止上都得做出改變。但既然這些原住民婦女是靠旅遊業吃飯，而且是利用她們的身份認同來獲得經濟好處––把她們的文化資本轉為經濟資本（Bourdieu,1986）––於是印第安特質，也就不再那麼就等同於貧窮了。

大多數對旅遊業工作與認同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身份認同的策略性利用方面：他們有意的建構起身份認同，以及把它商品化。一般人或會把商品化視為是件不好的事；認為這會造成喪失原本的意義，與傷害原來的傳統與文化（Greenwood,1987（1977）；Taylor,2001：11-13）。至於會把那在旅遊業中故意表現出的身份認同，與不受旅遊業影響的認同做區別，這也造成人們認為後者才是“真實的”身份。像是史壯薩（Stronza,2008：254）就指出：她所研究那些在亞馬森從事生態旅遊民宿的人，即使在觀光客面前故意表現出自己的文化，但他們並沒忘記自己“實際”該是怎樣的：“人們……轉換自己身份的外在表現，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忘了自己（實際上）是誰，或是失去那區分真正的與假裝的等兩者間的能力。尤其是在那些靠著吸引觀光客、而非觀光客會自動跑來的地方……即使自己是在賣弄文化想來吸引更多的觀光客，當地人可是很清楚的知道：何者為真，何者只是表演。

這種說法，也呼應了馬可康耐（MacConnell,1973；1999（1976））早先很強勢的論點：把在觀光客眼前所表演的“舞台上的原味”，與那當地人生活在自己真正傳統、文化與認同下、避開觀光客注目的幕後經驗，來做區分。而我在以下所探討的三個案例，則顯示：區分舞台上的、與真實的身份認同這種做法，是有問題的。性別、族群特質與旅遊工作等經常是在流動的，也因此開創出多重的意涵，以及明顯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結果。這些工作者，或會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不同的身分認同，可是他們在做觀光客的生意，這本身就已融入到他們的認同中。

在1990年代初期，自從逮捕到反叛組織：“金光大道”（Sendero Luminoso）的領導者之後，秘魯旅遊業開始爆發熱潮。1992年，共有21萬7千名外國遊客來到秘魯（Webb and Fernandez Baca, 2002：table29.1）；而在18年後，旅遊人數超過200萬（MINCETUR,2011）。過去十年來的年成長率，約8%。而馬丘．皮丘又是全秘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由2004到2011年之間，每年來到這印加古蹟場區與地點的遊客，由58萬7千人上升到97萬1千人次（MINCETUR,2012）。2010年，旅遊業已成為秘魯第五大外匯來源（位於礦業、農業、漁業與石油出產之後）；而當年賺取到22億4200萬美元，也佔了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Observatorio Turistico del Peru,2011a；2011b）。

關於這新一波觀光潮的推動與發展方式，主要的推手是國家。自從藤森（Alberto Fujimori）上台執政後（1990-2000），秘魯的旅遊發展有三個特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放外國資本投資，以及授予國際公司營業權（Desforges,2000）。最後一項的一個重要例子，則是那連接庫斯可與馬丘．皮丘之間的鐵路營運。國家授權給“秘魯鐵路”（PeruRail）來經營這條路線；而這家公司又有部分是由那名列“紐約證卷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一間國際旅遊公司：“東方快車” （Orient Express Ltd.）所擁有。既然去馬丘．皮丘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車（除非是靠雙腳，由“印加古道”走上去），因此這間國際旅遊公司也就壟斷了那進入秘魯最重要旅遊地點的通路。【註2】 而且在當地，許多新建的豪華旅館也是由外國公司投資、擁有的。除了龐大的國際資本勢力外，許多本國與地方的資本，也紛紛投入到旅遊業，經營各種如：旅行社、商店、青年旅館、餐廳、夜店與客運公司等等。

至於當地的非正式部門，也同樣是欣欣向榮。許多的街頭小販、開出租車的、擦鞋的、乞丐，以及其他非正式勞工，也在為謀求生計而努力打拼。這些街頭勞動的人，也因為爭取能在旅遊場所工作與販賣物品的權利，而與當地政府鬧得不可開交；這也造成許多地方上的衝突與不安全（Steel,2006；2008）。像是近些年來，庫斯可市長：巴蘭西亞（Carlos Valencia）（他在1998-2006年就任期間），就曾下令禁止這些非正式小販與街頭孩童在古城區中謀生。也因此，小販們不斷的被侵擾與驅趕，而他們的物品也給扣押。政府的說法是：街頭攤販與他們生活困頓的樣子，不得出現在全國性旅遊景點；而且為數眾多的小販，以及強迫推銷的方式，也會危害到觀光客的旅遊品質。【註3】 政府也曾協助搭建一些地方物產販售中心。但就流動攤販來說，這些中心離古城區有段距離，而且攤位的租金也過高（Steel, 2008：51-67）。

政府在這方面，對原住民族的態度則是雙重的。一方面，靠著原住民族的形象、手工藝品與風俗習性，是可提升秘魯的觀光產業。它們帶動起人們對安迪斯山區各種神秘的想像，而國家也認為這是秘魯最能引人前來觀光的賣點（Hill,2007；2008）。但另方面，在全國性旅遊中，原住民本身也沒給視為是可以加分的自主行動者。像是馬丘．皮丘保護場區（其中包括：馬丘．皮丘廢墟，以及“印加古道”途經之處）管理處，就偏向在整個場區中，沒有任何人居住。官方文件也指出：有250戶小農戶是住在場區，但他們不是原住民，也不該住在那兒。把這些人標示為“非原住民”，也可讓公園管理處找到藉口，來把這些人驅趕出去。但是這些小農戶，仍想繼續住在原地（Maxwell and Ypeij,2009）【註4】。

至於當地人對旅遊業的反應，倒是很複雜。有許多、尤其是一些窮人，盡力想靠這興旺的旅遊業來分杯羹。但是他們對國家來掌控旅遊的發展、拒斥當地民眾的團體與行號，以及允許外資進入等，卻也有許多怨言。也因此，在抗議這些政策、想來搶回當地人對這旅遊業的掌控下，一些像是：上法院、罷工、示威、阻街，以及佔領等動作也紛紛出籠（Flores Ochoa, 2004；Hill, 2007）。於是我們應把“給拍照的婦女”、導遊，與編織工等人，視為是那些想給納入到全國旅遊計畫、且致力想達到此目標的人 群行列。

觀光客來到了庫斯可或皮薩克（去到馬丘．皮丘路途中的一個小省城），一定會遇到穿著艷麗服飾的原住民婦女；她們往往是身邊會有個小孩，懷中抱著小羔羊，或用繩子牽著駱馬。這些“給拍照的婦女”會主動接近觀光客，邀他們拍照，來換取小費。許多觀光客也會藉著這種正當機會，盯視著這些印第安婦女與孩童。在擺姿態與拍照之前，雙方會先簡單交談幾句、互比手勢，與點頭微笑。有些觀光客也想把自己給照進去，或帶上這婦女的帽子；這也往往會引起人們一陣大笑。

這些“給拍照的婦女”大多是在皮薩克手工藝品集市謀生；而這又是“聖谷”中很重要的一個集市。這個集市幾乎是整年都開著的。它最早，是每周日一次的地方糧食集市；原住民可來販售或交換他們的農產（Henrici,2002）。這個周日集市目前還是維持原來的功能，可是那些為觀光客而製作的手工藝品，卻已佔了大多數。這些“給拍照的婦女”也會在附近村中的印加遺跡一帶出沒。在周日，人們也可在教堂的門口，見到她們的身影。至於那些由山腰村落出來、具男性威權風采的人：“波拉佑”（村長）（Vorayoc），也會列隊進入教堂；穿著他們典型的原住民服飾，帶著他們穿著銀白色的幕僚，及時來參加那用克丘雅語（Quechua）主持的彌撒。他們可是吸引觀光客的賣點與拍照機會，而且也出現在眾多的旅遊指南中。“給拍照的婦女”這時也趁著眾多觀光客觀賞這壯觀的場面，忙著在鏡頭前擺弄各種的姿態（Henrici,2002：125）。

這些“給拍照的婦女”是住在皮薩克附近山腰的村落中。既然是從事半自給的農耕，她們算是貧窮的；而且只能靠著旅遊業來獲得額外少許的收入。除了擺姿態給人照相外，她們也會做些編織、陶藝或其他手工藝品，來賣給觀光客。她們通常穿著以往只有在祭典時，才能穿出的最漂亮服飾（Simon,2008：166-172）。平時在家或是在農地工作時，她們則穿著淡色的合成衣著；因為這較便宜、涼爽，與好洗，她們認為也比較實用。只有一些年紀較大、講著克丘雅語的婦女，平日才會穿著較重、打摺的羊毛裙。如果有人一大早在那載著觀光客的巴士到達之前，就去到皮薩克，他會看到一群一群婦女，在車後彎著身子；她們在換服飾，把自己變成“道地的”印地安人（Simon,2008：166-172）。

於是“給拍照的婦女”這行業，也是觀光潮造成的結果。觀光客長期來，都會去到那代表典型原住民集市的周日糧食集市；有許多人也會拍攝那些在集市工作的婦女。但是，正如恩立奇（2002：125）指出：這些原住民婦女，並不樂見自己被拍攝的照片給到處流傳、而且印在明信片上；於是會向那些想拍照的人索取經費。她們到後來，又發現觀光客喜歡色彩鮮豔、浪漫的景色，於是也穿起自己最好的服飾，而且會帶上一把花、孩童、小羔羊，與駱馬等。近些年來，“給拍照的婦女”人數愈來愈多；這也造成她們之間的競爭。賽蒙（Simon,2009：126）也指出：一些以前做乞丐的，也轉成“給拍照的婦女”。像是一位以往在皮薩克教堂梯階上乞討的老婦人，到後來也改變策略；她會在觀光客面前，展示把羊毛紡成線紗的工作。

這些婦女在旅遊業是相互競爭著；而她們的作為，也造成諸多不同層次的緊張關係。觀光客則是很喜歡，而且把她們形容為有著“可愛”小孩的“美麗印地安人”，或是“道地的當地人”（Simon,2009：125；Henrici,2002：125）。但有些時候，這些婦女也會讓觀光客覺得不舒服。她們有些，會向觀光客大聲叫喊，而且是大街小巷緊緊跟著，想吸引觀光客注意；而這不只是單一事件。希爾（Hill,2008：270-271）也指出：觀光客可是無法招架如此眾多的小販、乞丐、孩童，以及其他在街頭討生活的人。這些人出現在眼前，也呈現出整個社會的不平等與貧窮。以至於觀光客會盡量迴避與這些作眼神接觸，裝做看不到。至於那伴隨觀光客的導遊，則會來協調觀光客與“給拍照的婦女”。他們或會找來一群“給拍照的婦女”過來，讓觀光客拍照，而且告訴觀光客應該付多少錢。他們也會建議這些婦女應如何來表現、如何來穿著、如何裝扮自己，與顧到自己的小孩。如果某個“給拍照的婦女”的穿著、舉止為導遊所不喜，他就會告訴觀光客不要去拍她、也不要付任何的經費（Simon 2008：167；2009：132）。

至於住在皮薩克的村民，則是對這些婦女愛恨交加。他們雖然會欣賞這些婦女能展現出鮮艷的在地文化，可是也覺得人數太多了些，而且抱怨她們干擾到觀光客。他們有時也會稱這些婦女是“打扮漂亮的乞丐”。這也顯示：那種為金錢來擺首弄姿的方式，可算不上是什麼工作，而是件可恥的事（Simon,2009：123）。村民對這些婦女的儀容，也覺得不以為然。像是：會在帽子上妝飾花朵，這在當地只有年輕、未婚的女性才會如此做；而這些婦女多已是結婚過的。會綴上這些花朵，應是來討好觀光客的。這些婦女也會讓導遊來向團員解說皮薩克遺跡的典故；這些又與頭上的花朵的名字有關。皮薩克村民抱怨這種顛三倒四的講法，也會在背後嘲笑她們沒有歷史知識（Henrici,2002：125；Simon,2008：169）。這些婦女也因打亂手工藝品的行情，而被人指責。觀光客為了躲開她們，只好趕快離開；這使得街頭小販眼睜睜看著可能的收入紛紛消失。村民於是只得雇用保安人員（watchingmen）來管制這些“給拍照的婦女”的活動；而且在必要時，把她們趕走（Simon,2009：123）。賽蒙訪問一位“給拍照的婦女”她就這樣說到：

“在皮薩克，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各有不同。有些集市的攤販，不希望我們這樣做，說是我們打攪到觀光客。但又有些攤販，要我們過去，說是觀光客想要拍我們。保安人員通常會趕我們。他們會推我們。我們就說：「我如果離開，你會付錢給我？」在以前皮薩克還沒保安人員時，我們比較好做。”

可是皮薩克村民對“給拍照的婦女”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應放到種族關係的脈絡中來看。村民絕大多自認為是“梅斯蒂索”（Henrici,2002 ；Simon,2008：204-215）。身為在皮薩克觀光集市工作的手工藝品小販與製作者，他們可是親身感受到社會流動的上升與經濟利益。他們在城鎮中遊走、居住，受過一些正式教育，而且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話。他們會把以往的印加文明與遺產美化，而且自認是印加文明的子裔；但是他們可不想與現在的印地安人畫上等號。即使自己的上一代，也是原住民小農、講的是克丘雅語，但他們仍認為印第安人是不文明的。他們經由認定自己是“梅斯蒂索”的男性、女性，來與現在的印第安人做區別。卡德那（2002）則把這狀況稱為是：“去–印第安化”。

即使“給拍照的婦女”每天只能賺少許的錢，可是這筆收入對她們維持家計卻十分的重要。【註5】 她們可以用這筆錢來改善家居、付小孩學費，以及來買食物。有位婦女就與賽蒙說：這個工作改善了她的生活；她以前根本沒什麼錢來買食物（Simon,2008：167-168）。即使這種工作有助於改善生活，但在自己本村落中的人，卻未必看得起。村落中有些人認為這種工作很可恥，像是在做乞丐一樣；但另有些人，卻是見到這些婦女的收入而眼紅。也正因在做這種羞於見人的工作，有些婦女就說自己是在偷偷摸摸的做，而且也沒讓老公知道（Simon, 2009：13,133）：“我們家中沒人知道我這麼做，連我老公也不曉得。一旦他知道我跟那些白人打交道，一定會很生氣與忌妒。有些同村的人知道我在做這行，但她們不會吐露一個字。”

“我們潛入皮薩克。既然只有在街上走動時才給人拍照，因此我們好像並沒在做這一行。我們也從來不會坐下。我覺得很羞愧，這也是我為什麼偷偷的在做。從小時候，我就是個“給拍照的婦女”；可是我現在有了小孩。萬一我老公發現是這樣，他一定會問：你為什麼要去皮薩克做這種事？……“給拍照的婦女”在村落會議中往往是受到批評的。大家都看不起“給拍照的婦女”，而且會問：你為什麼要去做？在會議中，他們會說這不是好事，我們不應該再做下去。”

這些婦女的做法，對原住民來說，是很不適當的。她們不守婦道，沒乖乖留在村落中，而是去到皮薩克，去到觀光客旅遊的地盤。而且在那兒，她們並沒有表現出印地安婦女應有的順從與謙虛舉止，反而是盡力賣弄著她們的原住民特質與女性性質，穿著誇張的服飾、搔首弄姿。她們放肆的想來招引觀光客注意，而且緊緊跟著他們。更糟糕的是她們讓自己身體擺在鏡頭前面，來換取小費。如此一來，她們越過了族群與性別的邊界與認同。即使有這麼多的負面看法，這些婦女仍繼續再做。她們覺得這種工作與微薄的收入，確實值得她們偷偷做下去。（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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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譯自：Annelou Ypeij：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Cuzco–Machu Picchu Tourism Industry：Sacamefotos, Tour Guides, and Women Weaver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187, vol.39. no.6, 2012 nov., pp.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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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參考：YouTube 與http：//www.peru.travel/en/videos-2-vi4（2011年五月存入）。

【註2】．特許，也是指：“秘魯鐵路”也應可讓其他公司來經營這同一條路線。2009年，那個由利馬投資者組成的公司：“印加鐵路”（Inca Rail）也開始在歐沿太潭波（Ollantaytampo）與馬丘。皮丘高原之間經營火車運輸。可是在庫斯可與馬丘。皮丘高原間的主要路線，仍掌握在“秘魯鐵路”手上。至於在馬丘。皮丘高原上當地一些企業家也想來加入營運的舉動，到目前算是失敗。

【註3】．在庫斯科歷史中心綜合計畫（2000年由庫斯科市政府撰寫），流動攤販給視為是“造成擠塞、塞堵、公共秩序混亂、噪音與汙染。”（引用：Steel,2009：172-173）。

【註4】．就小農的土地所有權、他們農耕與畜牧的狀況，以及他們販售給觀光客等做法，已出現許多相關的問題，而且據說是傷害到環境。居民沒有電力，也是因同樣的原因：電力會讓傳統的生活方式變質，於是吸引不到觀光客。公園管理處曾經提出要當地小農來為觀光客表演舞蹈。雖然都是以講克丘雅語而自豪，而且己是幾代都世居住在當地，但他們拒絕這種做法。因為他們的傳統中，沒有舞蹈這回事。（Maxwell and Ypeij,2009）。

【註5】．一個秘魯的“搜爾”（sol），大約可換0.33美元（譯註：約台幣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