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而退的穿越的可能｜《不可能的邊界》

文 / 螢光馬

上舞台在開場時可以看到以繩索吊起的白色布幕，呈現類似帳篷的樣貌，舞台兩側可以看到佈景的滑索，一名女性演員穿著日常色彩的服裝出場，面對觀眾以英文說了第一句台詞：「我不喜歡劇場」，並檢查字幕是否有跟上。這位是日內瓦劇院總監娜塔莎．庫楚莫 (Natacha Koutchoumov) 。

最初，會感受到這是在對現場，也就是身處於國家戲劇院中的數百名觀眾直接討論劇場這件事。隨後其他演員依序上場，排成四人的橫列，面對著觀眾席以法文和英文交替說話。語言的行進間，觀眾席燈才緩緩燈暗，時不時出現低沈的聲響。逐漸我們明白，這些人是受訪者，正在接受劇場導演與演員的訪問。

法國亞維儂藝術節藝術總監提亞戈．羅提吉斯 (Tiago Rodrigues)，與日內瓦劇院 (Comedie de Geneve) 合作呈現的《不可能的邊界》(Dans la mesure de l’impossible)，以流暢的手法與清楚的切入角度討論了戰爭苦難的參與及其極限。

「爆炸的聲音和心跳聲很像。」一開始的聲響得到了說明。從受訪者的敘述中，首先描述了工作的抽象性質，巨大而抽象的形容詞，暗示沈重、生死交關的主題。接著是日常社交的場景，場景中帶出工作中片段的樣貌。

「沒有人想聽這些事情。」受訪者反覆提到工作與生活中人際關係的不相容，也讓觀眾預備了接下來揭露的故事將不容易消化。「具體的事件？」自此迎來許多個故事。白色的布幕成為了地景，演示從「這一邊」到「那一邊」的旅程。由劇場/訪談室的「可能地帶」穿越到了苦難現場的「不可能地帶」。

整個演出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演繹實際場景的成分，而以敘述為主體。演員只是敘述者，而非扮演一個角色。當故事輪流被訴說的時候，演員所代表的敘述者每次不同，年紀、性別亦不一定相符。其他演員僅是看著並聆聽著，有時配合情節移動，操作繩索使布幕上升、形狀改變，其意義更接近於簡單的示意／說明。主詞的抽換，不論是敘事者本身，或以「不可能的地帶」取代戰爭的實際地點，「持有武器者」取代軍隊、恐怖份子，個體的單一述說包含了複數述說者，化為複數可能的未知數。

整個演出的形式與語言內容，「你們需要一整個城市的廢墟，和五十萬難民才能呈現這裡發生的事情」，都清楚表示著紀實劇場的態度：我們沒有要，我們也不可能如實還原現場。（來自演後座談的說明）

仍然，述說中充滿了二十哩路、腐敗的杏仁味、一袋血、兩個五歲的孩子和一個八歲的孩子、跨海而來的高級貓糧、派對的照片、樹葉上的腳步聲、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可能是笑聲或哭聲或低吼聲等，種種感官上數字上的具體細節所建構起來，事實上也來自於真實事件的臨場感受（並加上一些細節上的變造）。演員盡力逼近敘述者的心境和態度，與十分自然的言說 (speaking)，觀眾得以避開新聞式的資訊，迎來經驗的分享。規整的輪流段落以演員巴蒂斯特・庫斯特諾布爾 (Baptiste Coustenoble) 滔滔不斷，堆疊喊話式的一段話打破，上升至極高張力，「⋯⋯你不能改變世界，你會犯錯，你犯的錯將導致別人死去，可是你會犯錯，但是不要放棄，你要接受你會犯錯。⋯⋯」最後以失敗的救援和同伴的放棄作結。整個段落彷如重拳擊打淚腺，坦白無奈和決心，真摯動人。

路程中漫天幻想的激情獨白，想像這份安靜的無限延續，突然被帶到了現場。「這是群體共同選擇的安靜，就像這樣。」演員帶領感受著由全體演出人員與觀眾共同完成的安靜時刻，呼告觀者身上的行動的可能，並穿越虛之敘事和實之所在現場間的邊界。此段意象鮮明，言語直白卻詩意，充滿對生命的想望，能夠觸及搖撼身在遠方的觀眾。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現場樂手加布里埃爾・費藍迪尼 (Gabriel Ferrandini) 在演出尾聲近十分鐘的打擊樂獨奏。前面同時象徵著爆炸與心跳的鼓聲，有時彷彿轟炸時而像從遠方逼近，中段大音量持續許久似乎挑戰著聽者不適感的極限，只能聽著並等待結束。鼓手的身影令筆者聯想到獨裁者或戰爭本身，可編曲者的意圖如同佈景的白色的布幕，一切仍是任憑聯想的媒介，並銜接演出文本結束到觀眾離場，作為緩衝回到原本的生活。

演出文本安排細緻，空間轉換自如，表演亦相當精彩，乃至話語與聲響的分配皆非常簡潔有效。漸進的推進、預先的暗示，以人道救援工作者為主體的選擇（而非受難者本身），以及視覺上的抽離形式，讓觀眾即便彷如親身見聞，仍能從戰爭災難的血腥殘酷全身而退。

✍️ 螢光馬
叫這個名字希望大家要記得餵我，進場只想著要吃什麼的劇場麻瓜。主要不是靠寫字維生，最大的願望是世界和平，以及養一隻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