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的metoo運動燒得轟轟烈烈，不少聲音譴責受害者當下不反抗、不為自己發聲、多年後才說，甚至諷刺「越想越不對勁」。
在這些聲音對受害者的想像是：被侵犯前要自我保護、外表與行為舉止合宜，被侵犯時應該要分辨是非、極力反抗，並在事後盡快求助、自我捍衛。我們不妨先停下來思考：何以「越想越不對勁」經常出現在受害者的遭遇？當下說不出口的困難是什麼？
一、創傷與生理反應
以創傷的研究來說，一般來說，個體面臨到威脅時，有三層安全機制，分別是社會連結（social engagement）、戰/逃（fight／flight）、凍結(freeze)。
在社會連結階段，個體會尋求他人的協助或支持，並進行理性思考。當狀況緊急或無法獲得協助時，則會進入戰/逃的狀態，視情況選擇回擊或逃開，以確保安全與生存。
而當戰/逃失效，或是威脅情境使人受困、動彈不得時，則會進入凍結狀態。此時背側迷走神經啟動，大幅降低全身的新陳代謝。身體會感到呼吸變淺、麻木、意識關閉、無法思考、失自我感、不再注意肉體上的痛，甚至解離、昏厥。如果大家有看最近的metoo文章，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反應，像是「身體動不了」、「好像在某處看著這一切發生」、「腦中一片空白」。失去跟周遭環境的接觸是典型的創傷表現，而非受害者不願反抗。
二、創傷與記憶
一般來說，當我們記得某件事情時，我們想到的是有頭有尾的劇情，且能按照社會情境而說出記憶情節。但創傷記憶則是破碎、斷裂的片段，時間次序混亂，或是出現大量的空白。
基於保護機制，有時大腦會選擇掩蓋起來，遺忘事件本身，但身體會替我們記得某些細節。當出現特定的提醒物(即，與事發當下有關的人事物)時，身體記憶會被喚起，而再次出現創傷反應。因此，對某些人來說，需要長時間才能慢慢拼湊出「當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三、權勢與性暴力
metoo事件的權力不對等，不僅是父權體制賦予男性的資格感(因為我是男人，所以事情應該這樣發生/我這樣做沒問題)，權勢也是相當關鍵的因素。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近期受害者的現身說法中，大多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個領域，且相識或仰慕已久。相較於行為人是該領域中有聲量、豐富資歷，或掌握實質權力的前輩，受害者則是較弱勢、資淺、資源單薄的人。
當過去累積的印象與信任感，與事件形成強烈的對比與衝突時，受害者會產生自我懷疑：「他應該不是會做這種事情的人吧」、「是不是我想太多」，直到有其他受害者指證才能核對真實性。另外，權勢不對等也會讓弱勢的一方擔心─「如果我舉發了，會不會前途就沒了」。
四、受害者的大眾與自我審查
釐清事件是相當痛苦且困難的事情，社會對「性」避談與壓抑的態度，以及對受害者的標籤與指責，都會讓受害者感到羞愧、自責，難以啟齒與求助，而陷入失語的狀態。
正因為預期說出來會受到質疑，受害者往往在開口前就自我審查了千萬回。而發現自己不符合社會的「完美受害者」形象時，只剩下回頭自我檢討。何況「完美受害者」形象本身就存在諸多矛盾，舉例來說，如果受害者邏輯清晰、口條通順，容易被質疑太過冷靜、「不像真的」，但如果講得片段斷續、連貫不一，又會被懷疑內容破碎、可信度低。要回頭認清自己的感受、確信受到不合理的對待，並非容易的事情。
五、司法與制度的困境
除了上述的因素影響出面指證之外，罪證蒐集的困難、過往判例都會連帶影響後續司法結果。另一方面，受害者是否信任申訴管道、過往的求助經驗，也會影響受害者是否願意說出口。更別提申訴或提告過程需要承受回憶與重述經歷的痛苦。這些都讓人納悶：說出來真的會比較好嗎？我會被相信嗎？傷痛會撫平嗎？對方會有懲罰嗎？正義因此伸張？
無法在當下反抗、事後果斷控訴的原因還很多，這篇僅略述一二。這是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第一步，當我們越能理解受害者的困境，才有機會減少受害者站出來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