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權統治下追尋自由：讀黃克武的《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

在今天的台灣，藉由國文課本的傳播，「胡適」基本上是一個即使我們對他不太認識、卻也一定曾經聽說過的大人物。可是，如果不是停留在一般「國文課本、歷史課本」的印象，而是進入到「歷史研究」領域裡的話，胡適卻是一個爭議性非常大的人物。因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毫無保留的認同他的貢獻。

如果撇開思想本身的爭議不談（這也是一個很重要、而且很多書籍已經討論過的問題），[1]胡適另一個相當大的爭議，就是他在「政治」上的表現。原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1945年）的中國大陸，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大勢力，幾乎是同時便開始打起了內戰。在這樣紛亂的政治局勢裡，即使對人民而言，兩個政黨都未必是夠格的、能夠帶來一個保障人權的社會的好選擇；然而，人們卻仍然不得不「選邊站」，以避免他們心目中更大的災難到來。

胡適在這個時候，選擇站在了國民黨這一邊，反對共產黨赤化全中國。或許有些人並不同意他的選擇（雖然有鑑於後來的中國歷史，我想這樣的人大概不會太多），但在胡適自己看來，這樣的政治選擇符合他自己「自由主義」的一貫立場，也就是他追求一個能夠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與其他基本權利的法治社會的理想。這一點應該是沒有太大的爭議。然而，胡適在「歷史研究」領域裡的爭議，更多的是圍繞著他來台灣之後的政治情勢展開。

究竟，胡適是不是太過屈從於1949遷台後的威權政府呢？或者，在那個恐怖時代的背景下，胡適不直接反抗或批評威權政府，其實是合理的、不得不然的，「胡適的慎重或許是為了維繫臺灣自由主義香火不得已而採取的一個方式」[2]（黃克武語）。

黃克武先生所寫的《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便很細緻的探究了胡適在政治上的困境、難題與他的理念。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在討論「胡適在台灣」問題的第五、六、七章。因為居住在中國大陸的胡適，憑藉著他在新文化運動中崇高的名聲，以及與美國的良好關係，至少在國、共兩黨之間擁有「相對的自由」。但是到了台灣，他卻只能生活在威權政府與特務機關的天羅地網下；在這樣的情況，他要如何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就更顯得極為困難、但也因而更值得我們參考和學習。

透過閱讀這些關於「胡適在台灣」內容，我們或許更能夠了解到：在一個噤聲的時代，有理念的人、對現況看不下去的人，可以怎麼合理的、更好的發揮他的影響力；但又試圖不為自己和他人招來政治上的災難？這也正是本書最重要的撰寫動機。黃克武說：

[3]

在本書的第七章，黃克武詳盡的討論了在1960年代，蔣介石破壞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第三度連任總統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者不斷的宣傳與討論，想要透過輿論的壓力，阻止蔣介石連任總統。但蔣介石仍堅持己見，最終以修改《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時期》的方式，連任中國民國行憲後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總統。「至此蔣與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者、西化派）的關係幾乎陷入谷底。此一階段代表了知識分子爭取民主與法治的一大挫敗。」[4]

從這個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像胡適這樣在政府高層的知識分子，原本可能推進民主法治，但最終失敗的幾個機會。在我看來，第一個機會是蔣介石主動放棄連任總統，而是僅以連任國民黨黨魁的方式，來維持他的政治影響力；第二個則是透過影響蔣介石可能的接班人陳誠，來推進人民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實現；第三個則是即使在蔣介石堅持連任的情況下，胡適則轉而希望蔣不要以僅修改《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時期》、違反憲法的方式連任，而是透過修改憲法的方式連任。但這三個機會都失敗了。

在閱讀這些歷史時，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失敗主要並不是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身處在一個同時掌控了軍隊、特務、與國際關係的高壓政權底下，包含胡適在內的知識分子想以和平的方式影響政局，的確是非常困難的。與其這些失敗，歸咎於知識分子的無力或某些微小的政治失誤，更應譴責威權政府的頑固、愚蠢的傲慢、與無知。

根據黃克武的研究，他把跟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人們大致分為三類：

[5]

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們可看出胡適更難直言不諱的、與國民黨「決裂」似的批評蔣氏政權。因為他們畢竟還有一個更大的、更可能完全摧毀自由的敵人：那就是共產黨。[6]這些知識分子所做的抉擇，雖然在後人看來，未必是那麼「政治正確」；但是，我們仍然應當從他們的經歷與經驗當中，汲取資源和教訓。

因為，我們在這一點上正與他們一樣：每個人都受到自己時代的限制，都只能夠在有限的選項中進行選擇。而為了拓寬這些「有限的選項」，我們必須去開拓自己的視野，辨識出自己思考的限制、盲點、與優勢。也許，這樣的努力能夠幫助我們做出自己先前未曾想到、但其實是我們可以實行的一個好的選擇。「歷史」便是開拓我們視野的一種方式。

[1]關於胡適思想本身的探討，可參考羅光：〈胡適的哲學思想〉，《中國哲學思想史．民國篇》，《羅光全書．冊十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159-193。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臺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2]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236-237。

[3]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頁21。

[4]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頁389。

[5]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頁206。

[6]關於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反共」與「反國民黨專制」之間的兩難，可參見余英時的研究。余英時：〈《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收錄於彭國翔：《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11-33。另外，羅光先生有一段話，或許也頗能代表當時知識分子的心聲：「韓國社會可以反政府，也藉著美國駐軍抵抗北韓共軍，否則那裡能有反抗行動的自由，北韓共軍早已揮軍南下了。」羅光：〈天主教會在中華民國的地位〉，《羅光全書．冊卅七．牧廬文集（八）》（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14。

2023/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