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民主史（一）：跨越省籍，追求民主—1950年代：《自由中國》＆中國民主黨Par1

前言

民主從來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一代一代的人，透過對抗獨裁者的過程，遺留下來的。每一個階段的奮鬥歷程都有其意義。台灣在二次大戰後民主歷程的發展，也是如此。在這一系列節目當中，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幾個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希望透過回顧歷史，重新思考民主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當時台灣的時代背景。1950年代初期，國民黨剛從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蔣介石有鑑於其領導權威不鞏固，開始「復行視事，繼續行駛總統職權」。他從兩個方面著手，鞏固自己領導的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權：個人獨裁，以及黨國體制。

首先，蔣介石怎麼搞個人獨裁呢？他在國民黨內成立一個最高決策委員會，叫做「中央改造委員會」，成員是由總裁所指派。至於總裁，就是由蔣介石本人擔任。在國民黨黨章當中，直接就明言了這項規定。這項動作，讓蔣介石以領袖個人的意志，領導國民黨的。所有被他認為是「腐化分子」、「投機分子」、「軍閥、黨閥、財閥」的人，都會被從黨內「徹底清除」。

其次，透過建立起更為完善的「黨國體制」，強化國民黨對社會的控制。大家要如何想像這概念呢？首先，大家可以想像，在你所身處的每個組織，都有國民黨的小組，而且都有黨的小組長。其次是地方派系。

一個是設立黨的小組，在全國各級政府單位，都發展黨的細胞組織，政府單位、軍隊、警察、民意機關、媒體、國營事業、學校，甚至連民間團體和職業團體，都設立了黨的小組。這種方式，讓國民黨得以深入民間社會的所有末稍神經，加以掌控。

另一個，則是吸收本土黨員。我們現在台灣民眾所熟知的「地方派系」，就是在這個統治手段下產生的。蔣介石深知，若要有效統治台灣社會，光靠原本外來的政治菁英，是絕對不夠的。於是，國民黨勢必要吸收大量的本土黨員菁英，吸收本土菁英的對象，就是以地方政治人物，以及社會菁英，如醫生、律師和教職員為主。

在國民黨統治台灣初期，雖然沒有中央選舉，但是卻有地方選舉，包含省議員、縣市長等。透過這些地方選舉，讓地方菁英有參政的管道，也藉此發展黨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照理說，地方政治菁英和國民黨中央關係非常薄弱，為何要聽命於國民黨？很簡單，給權力、給利益。給權力的意思就是「黨提名」，給利益就是給予地方人士特許的經濟寡占的利益。

先來說給權力。這裡面包含兩個策略：第一步是，在當時國民黨掌握大部分政治資源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提名，幾乎就會當選。因此，地方政治菁英若要取得政治權力，通常必須加入國民黨。第二步是，國民黨中央當然會怕這些地方菁英若坐大，不受控制，那要怎麼辦？很簡單，發展兩個派系。通常在一個地方，國民黨會培養兩個以上的派系，以免任何一個派系坐大。透過黨的提名權，國民黨通常會讓地方兩個派系，輪流擔任縣市長和縣市議長。如此，既可不讓任一派系坐大

其次，來說給利益。這種關係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很多威權國家，統治菁英通常會將「寡佔經濟活動」的機會分配給對於自己忠誠的地方勢力，也就是給他們特許權，保障他們在經濟上的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忠誠。在國民黨和地方派系有關的寡佔經濟活動當中，至少包含了：省合作社和中小企業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客運公司。

《自由中國》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起先是被容忍的體制內批評者，蔣介石儘管生氣，卻也容許其存在。然而，在蔣介石要進行三連任之際，《自由中國》的猛烈砲火，除了將這批知識份子帶向與本省籍菁英組黨之路以外，也使得這波民主運動告終。

在前期，也就是體制內批判的時期。自由主義者一直有組黨的夢想，1950年1月， 《自由中國》就刊出了蔣廷黼所擬的「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胡適和蔣廷黼曾在前一年大陸淪陷後，共同發表這份組織綱要。該綱要將「反對一黨專政」明確列入宗旨。儘管如此，頭幾年的《自由中國》都沒有討論反對黨的問題，直到雜誌的晚期，由於和國民黨政權產生劇烈衝突，反對黨問題才成為雜誌的主要焦點。

我們先前提到1957年，這批外省籍知識菁英和本省籍政治菁英聚集在台北市組織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抗議選舉的不公，顯示黨外人士已經醞釀反對組黨，反對一黨專政了。然而，時機仍未到。

真正的關鍵點是1958年。當年底面臨的政治問題是，蔣介石第二任總統任期即將於1960年5月屆滿，他是否會遵守憲法，不求連任？當時沒有人敢提及反對修改憲法的議論，社會出現一種詭異懸疑的氣氛。在這種氣氛中，蔣介石主動提及此議題，他在1958年主動提及反對修改憲法，因為「憲法是反共復國的有力武器，所以必須尊重它，而且維護它，才能達到反共復國的目的」。

此時，不少希望蔣介石連任的聲音就冒出來了。國民黨中常委陶希聖在《中央日報》為文指出，「修改臨時條款不是修改憲法本身。」宣稱《臨時條款》是為了戰爭需要，可以不用遵守憲法規定。在他發言後，國民大會竟不理睬其宣示，提出修憲案。

蔣介石雖然公開宣稱不修改憲法，但卻沒有說不連任。於是，人民熱烈要求他連任。

《自由中國》於是刊出〈曹丕怎樣在群陳勸進下稱帝的？〉，以曹丕和袁世凱稱帝的歷史借古諷今。文章中提到袁世凱的部分，提及1915年當時，在許多民間請願團要求袁世凱稱帝之際，袁世凱同樣也說此舉不宜。但是，當時許多正人君子，各黨領袖，也都對袁世凱反對「變更國體」的主張表示贊成，但擁護袁世凱的鼠輩，卻反常地無視於袁世凱的想法。這和此時蔣介石面臨的情境一模一樣。

《自由中國》後來刊出傅正的文章〈修憲已經沒有「合法」的途徑了！〉，指出：「違憲毀憲以圖把持權位，那是北洋軍閥所幹的把戲…如果連這部憲法可丟掉不管而不連任下去，我們真不知道蔣總統憑什麼能安於其位？」

戰後初期，有一批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跟隨蔣介石來到台灣。儘管這些知識份子，未必完全認同蔣介石的作風和威權統治，然而，他們更害怕共產黨的意識型態教條以及絕對權威。這批人有誰呢？為首的是雷震，後來擔任台大哲學系教授的殷海光，聲譽卓著、後來擔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後來擔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人權專家張佛泉。

對知識份子而言，滿腹經綸和理想，就只能透過筆桿子來傳達。當時的知識份子希望自己扮演社會良知的角色，以銳利的筆桿子，針砭時政，言所當言。1949年，雷震來到台灣不到一週，就邀請其他知識份子聚會，討論要發行一份雜誌《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也順利在當年11月15日創刊了。

在〈創刊號〉當中，就由胡適執筆寫下宗旨：1. 宣揚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督促政府…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2. 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25-26）

在這期的發刊詞則集中討論「反共抗俄」的重要性，許多篇文章也都集中呼應這個主題。基於和國民黨官方意識型態的一致，這份刊物雖然不是官方媒體，卻是體制內媒體，而且雜誌的靈魂人物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人物。或許他們當時對國民黨落實民主，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幻想，但這幻想，在不久之後即將決裂。這決裂，也使得這份刊物，成為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里程碑式的前奏曲。我們知道，前奏曲總將精華的曲調都已經呈現了，之後的民主運動論述，大體也不脫這份刊物的基本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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