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寒戰」陰霾中的三道微光

2021/11/16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

奔騰思潮 2021/11/17 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906

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4050556?page=1

中時電子報 2021/11/16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11116007294-262110?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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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寒戰」下美中的激烈競爭：烈度、廣度、深度

「寒戰」（Chilly War）一詞起源於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形容美國科技優勢對莫斯科的壓迫。近期又有人形容克里米亞兼併，再度開啟了俄國與西方的「寒戰」。筆者認為「寒戰」比「冷戰」更適合形容當前的中美關係，有三個原因。

第一、對抗烈度。拜登總統指明要與中國「激烈競爭」，其實當今美中對抗的烈度更甚於美蘇，零合對抗的情況，遠比兩國外交官表面訴求「仍有合作空間」更加嚴重。就像西方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作者，芝大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hot war），即爆發區域戰爭甚至核戰。

第二、對抗廣度。雖然美中基礎實力逐漸接近還不及當年蘇聯能和美國在武器上勢均力敵，但兩強激烈競爭不僅使全球所有區域紛紛捲入，還因為全球資訊化3.0（1.0是計算機化、2.0是網路化、3.0是社群媒體化），人類社會生活全領域都受美中對抗波及。

第三、對抗深度。美中寒戰一個更深層的文化與思想背景，就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和制度價值被戰略化（strategized，指古典西方價值的哲學基礎在社群媒體時代被淘空）。川普時期國務院資深官員史金娜（Kiron Skinner）於2019年說，這次對抗是「西方文明第一次與非高加索文明的競爭」，美國應該採用冷戰之父肯楠（George Kennan）的圍堵，贏得「文明衝突」。所謂高加索（Caucasus）文明，其實是白人基督教文明的代名詞，用這個概念形容美中關係，等於是「肯楠—圍堵模式」與「航廷頓—文明衝突模式」的結合。

人們熟知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文明衝突」（clashing civilizations）將取代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而他認為「文明」的基礎即是「宗教」。如果美中對抗只是肯楠的「權力+意識形態」，烈度與深度不會超過美蘇冷戰。如果加上「宗教」就不可同日而語。更嚴重者，史金娜言論的背景是美國與西方社會內部因貧富差距、難民問題與疫苗懷疑論等因素，正經歷一個大分裂時期。宗教保守主義正結合排外的民粹右派思潮，抗擊以「柯林頓—布萊爾—歐巴馬—拜登」為系譜代表的「多元進步主義」。保守派對進步派的一大譴責，就是進步派過去「姑息」了中國。這不得不迫使西方進步派急於撇清，以保障選情。當下造成社會分裂的西方唯一且便宜的共識，就剩下「抗中」。

二、避險者多

美中寒戰的和平出路看起來很有限，學界名人包括現實主義派的米爾斯海默、自由主義派的奈伊（Joseph Nye）等，對未來都不太樂觀。奈伊還警告兩國可能陷入「夢遊症」（Sleepwalking Syndrome）而發生大戰。不過結構陰霾之下，仍可略見少數微光，緩和戰爭的可能性，或延後戰爭爆發。這可提供各方行為者一些時間，盡量維持和平。微光中最直觀的，是各國普遍存在的「避險」（hedging）設想和行為。

雖然美中對抗廣度很大，美國特別希望在與中國經濟規模拉近之際，拉攏川普「退群」疏離的盟友。拜登作法也很有成效，在「四方架構」（QUAD）之上，又新建立了「美英澳同盟」（AUKUS）。他又近80歲的全球政壇老將身份，親臨羅馬G20與格拉斯哥COP26戰場，昭告天下「美國回來」「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可擊敗中國「帶路」（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不僅澳洲、日本、英國紛紛以實際行動多次參加西太軍演，社會氣氛右轉的歐洲也從波海小國與歐盟議會開始，實際投入「抗中反華」行動。

但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世衛等論壇幾次表決來看，東協、非洲與南美並未向美歸隊。中國2021年疫苗捐贈將達20億劑，多數受惠者是這些國家，顯見微軟創辦人蓋茲（Bill Gates）倡議的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GAVI），在歐美陷入第三波疫情之際，成效仍未兌現。而原來是「印太戰略」（Indo-Pacific）中樞的「四方架構」，其實還是不夠嚴實。像是印度，還保留著上合組織、金磚集團、中印俄架構等渠道，一方面保持聯俄以維持中亞發言權，也迴避實際與中國對撞。

再如日本，雖然一直是中國「百年國恥」動員民族主義的泉源，但堅持美日同盟基礎之餘，政商各界仍保持對中的靈活性。比如岸田政府內閣中的某些安排，比如豐田氫燃料電池車（擁有單次充電航程1,300公里世界記錄）2,200輛支援北京冬奧獲得新華社高調報導，使本屆冬奧清潔能源車佔比達全球歷屆冬奧最高，中、日雙方留有餘地見微知著。可能也因為印、日實際接壤（鄰水）中國反而有所務實，美國才另組真正離岸（off-shore）的、有「高加索文明」保證的奧庫斯（AUKUS）同盟。但就算觸怒法國，改買美英核潛艇的澳洲，近來也頗多質疑莫理森（Scott Morrison）抗中的聲音。例如前總理基廷（Paul Keating）近日便高調受訪，認為中國追求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防規模有其合理性，不能等於將侵略澳洲。美澳同盟在美國遭攻擊時理應攜手出擊，但若是美國主動與他國開戰，澳方應慎重。部分遭到坎培拉廢除澳中合作的地方政府，也在繞道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可見澳洲也非鐵板一塊。

三、氣候危機攪亂集團壁壘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當前全球治理危機的結構，並不契合大國政治的傳統斷層線。傳統大國政治的運作是緊貼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進行的，主權國家的鬥爭因此更容易呈現零合狀態。但全球化時代使眾多超國家議題浮現，且顯然無法僅依靠「國家政府」的競爭解決，90年代末興起的恐怖主義問題與氣候暖化危機，是最明顯的案例。很自然，主要大國仍企圖用炸彈、無人機、統一戰線等方略操縱超國家問題。無法控制時，就訴諸像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等論述，或組建「甲烷組合」等以卸責他國。但從歷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的搏奕可知，這種傳統操作已面臨很大的限制，因為這類議題利害關係錯綜複雜，往往與傳統的意識形態、地緣政治的陣線不吻合。

氣候問題攪亂寒戰壁壘有三個明白的例子。第一是川普退出歐巴馬加入的巴黎協定，斷言氣候論述是假議題，使美國在西歐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到拜登使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稍有挽回。但民主黨政府是否能使大額清潔能源相關預算與政策在眾院過關，未必能全然樂觀。第二是印度在COP26中堅持不應突出「滅碳」（phase out）的立場，主張石化能源只能「遞減」（phase down）。這使美國原本打算瞄準的最大碳排國，也是少數缺席峰會的大國—中國躲過「氣候統一戰線」的轟擊。美方於是另循春天即開啟的「克里渠道」（John Kerry前國務卿作為氣候特使兩次訪華），在COP26最後一刻締結「聯合宣言」，勉強顯示拜登所稱的「該合作處合作」。

最後是最近法國總統馬克宏一改當選時「減核」的承諾，主張重啟核電，因為他以為核能「低碳能源」，又可保衛「能源主權」，避免像德國因反核要依賴俄國天然氣。法國立場在「綠能」與「潔能」之間造成新分野，還可能出擊第三世界國家搶市，證明「氣候統一戰線」恐無法服務「肯楠—杭廷頓模式」的寒戰。

四、中國模式與世界民主的不確定

美中寒戰陰霾中的另一道微光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衰退之際，強權理念領域激烈競爭中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西方集團近年已經從社會分化的危機中逐漸認識到「西方性缺位」 （Westlessness，指西方古典價值被淘空）的問題，如果能揚棄「華盛頓共識」中不合時宜的部分，或許有助於修補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對立，重建自信在「競爭性共存」中贏得與「中國模式」的競爭。

另一方面，北京固然在抗擊Covid-19中掙得了可觀的自信，但近日華北擴散中的疫情與大連用家戶貼封條等粗放辦法「鐵桶式」圍堵，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模式」的治理仍相當粗陋。由於西方從人權、民主等價值領域批判中共的火力仍非常強，北京亟欲用更細緻的社科理論去爭奪「話語權」。「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新歷史決議裡推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即是「中國特色民主」反擊西方的信號。此說指出20世紀西方民主化經驗最後將反專制的人民主權窄化為「選舉程序民主」，確實有淪為富裕階層主宰的嚴重弊端。但因此轉向以善治績效（Meritocracy）合法化單一政黨超脫階級、保持自主性的專政正當性，甚至證成「民主集中」保留了「協商」，革新了傳統王朝的「大一統」，未免只是論述自洽。

筆者認為，西方古典民主模式到了資訊化3.0的時代，已面臨西方性淘空的危機。「中國模 式」也正面臨經濟基礎變革（共同富裕問題）與理論自洽的嚴峻考驗。如果兩方能意識到「轉移焦點」無法挽救治理與正當性危機，唯有靠「競爭性共存」爭取時間，「寒戰」還有機會不直接掉進熱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