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之後,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時,西漢政權穩固,特別是平民天子漢宣帝與自己的貧賤之交許平君許家結為姻親聯盟,政治穩定,這個聯盟一直延續到漢成帝孝成許皇后。漢成帝時漢成帝的舅舅、舜的後人王鳳與許平君的堂弟、孝成許皇后的父親許嘉並立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後來小許皇后失寵、趙飛燕趙合德姐妹崛起,漢成帝沒有男性後代,王鳳、王莽逐漸控制了政權,王氏兄弟四人和侄王莽相繼為大司馬大將軍。漢哀帝時,王莽企圖用「再受命」的辦法來解決危機,結果失勢。平帝時,王莽復起,通過一系列手段來為支持自己篡位奪權做準備。平帝病死,孺子劉嬰立,王莽見有機可乘,於初始元年(公元9年)廢孺子嬰,自立為皇帝,改國號為「新」,西漢亡。西漢一共210年。假如不算少帝、廢帝等一些在位時間較短且為呂雉等人的傀儡皇帝的話,西漢一共經歷了11代皇帝、12代君主(因為孺子嬰沒有當上皇帝,僅僅當了3年的皇太子)。也有把新朝滅亡後在長安重建漢室的更始帝算作西漢最後一位皇帝,但劉秀建立的東漢並不視其為漢帝,因此存在爭議。
王莽改制是指新朝時王莽以儒家的政治理念托古改制,推行的一系列的社會改革。
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煮鹽、冶鐵、釀酒、幣制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及田宅車服等儀式不停回復到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
由於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且朝廷朝令夕改,使到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引起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生蝗災、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民紛起,形成赤眉及綠林大規模的反抗,導致新朝只建立了十五年便告滅亡。
王莽當政時,便不斷有大臣進行勸誡,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高級官員對王莽改制失敗原因的分析評價。比如地皇二年(21年),「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屍,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羔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為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冝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豔反。」)」
綜觀王莽的一系列新政,其主要問題乃只求名目復古,要求恢復周禮,徒增行政困難。如實行王田制乃根據周代的「井田制」,但井田制的崩壞乃因為人丁增加,耕地不足以養活各人丁,再實行井田制自不可能成功。又如幣制改革不但令貨幣種類繁多,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些貨幣有的是古時貝幣等,皆是因為使用不便才被淘汰,再恢復使用自當引起混亂。
錢穆《國史大綱》評論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而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裡也語帶諷刺的評論王莽:「他盡信中國古典,真的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
除了不符世情外,王莽改革失敗還有其他原因:
呂思勉曰:「新室政治可分數端:一曰均貧富,二曰興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興學術。凡莽之所懷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無其效,雖滋紛擾,究未足以召大亂,其召亂者,皆其均貧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轉以害之之故也。」「莽之病,在於偏重立法,而不計法所以行。」「舉事規模過大,遂致流於奢侈而不自知,亦為莽之一失。」
簡言之,王莽只是從書籍中瞭解周代封建體制,只知皮毛卻不知其精隨,非但無法令中國回到封建體制,反倒加深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更進一步深化武斷政治,種下日後中國政治體制所造成的諸多災難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