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圖強
宋神宗元豐二年(西元1079)年—距離王安石變法[1069年]已經過了十年之久—。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所進行的變法原本目標在於「富國強兵」，國家因文吏人數的逐年澎漲、增加，已經嚴重影響到行政效率；加上土地兼併、地主逃稅等問題，已經開始出現入不敷出的財政窘況，亟需解決，加上建國初期為了防患地方藩鎮，因此採取強幹弱枝政策，將兵力集中在中央，地方兵力僅能維持治安。更由於實行「兵無常將，將不專兵」的更戍法，導致北宋軍隊指揮系統極度混亂，戰鬥力低下，當時又是處在和遼與西夏的戰爭中，宋兵敗多勝少，卻又不得不維持龐大但卻打不了什麼戰的部隊，形成所謂「冗兵」問題，巨大的軍費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見肘。變法乃是遲早必須進行的重要政策，只是穩紮穩打的緩慢進行，亦或急功近利的唯求速效問題而已。蘇軾屬於前者，而王安石則採行後者，二人在政見上有差異，也因而蘇軾在進諫無效後，申請派駐地方服務。
「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的經過是：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因反對新法，43歲的蘇軾由徐州被貶調到湖州。進《湖州謝上表》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您知道臣有些愚昧，思想不合時宜，難以和新進的臣子們共同輔佐陛下；您又察覺到臣年紀老大，沒有能力產生事端，只有能力在地方治理人民。」結果衘史李定等人認為「生事」是指責熙寧變法在沒事找事；「新進」則針對因變法而被擢用的官員…，衘史台官員更搬出蘇軾以前所寫「託事以諷」的詩文，群起攻擊陷害。在短短幾天的時間內，衘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連番向皇帝上奏摺，彈劾蘇軾，認為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皇帝批閱後認為蘇軾其行可議，派員抓捕蘇軾，到京後，將蘇軾下御史台獄，隨即遭受審問，逼迫蘇軾對語涉譏諷的詩文作出交代，並自承有罪。後經諸多大臣犯顏直諫，太皇太后也勸神宗明察，蘇軾方能在囚牢一百三十天後獲釋出獄。最後被貶至黃州任團練副使，不准出黃州，亦不得過問公事。此案牽連了一大批與蘇軾有詩文來往的官員，幾乎株連到當時所有重要文人，均受到貶謫或罰俸。
"烏台"由來
「烏台詩案」之所以稱「烏台」 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御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御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另有一說則是認為御史像烏鴉一樣，除叫囂外別無鳥用，而且叫聲令人討厭，所以叫「烏台」。「詩案」則指此案與詩文有關聨。
「烏台詩案」的背後黑手
討論「烏台詩案」時，幾乎所有文章都將其成因歸咎於那些故意曲解、衍伸蘇軾的詩文字句，以羅織編造其罪名的文化群小，例如監察百官的衘史台官員李定、舒亶，以及宰相王珪等人。問題是：宋朝的御史不同於漢、唐御史，後者受宰相監督、管控，監督對象包含皇帝，大臣，官員，及平民百姓；而宋朝御史則直屬於皇帝，監督百官，言論沒有任何限制。此案的發起，及審訊都是御史台中的官員，羅織的資料中許多都是在熙寧年間就已出現過的詩文，為什麼是御史台？因為那是皇帝直接指揮的人員，直接要求的事件，真正的生發此案的就是宋神宗本人（這也是為什麼御史台一經發動，幾天內就有好多御史上奏摺揭發此案，這種明顯有預謀的做法，除非皇帝要求並指使，否則可能性不大。）
那為何在熙寧年間沒事，在元豐年間卻又把它們翻出來定罪呢？原因是熙寧年間，變法的主事者是王安石，針對變法的批評都可以歸諸到變法派身上；然而元豐年間，王安石已經罷相，變法的主事者就是神宗自己，對變法的批評則會被視為對政策的攻擊，以及對皇帝的不敬。之前可以容忍的批評，現在已經無法再予容忍，因此亟需找出一個眾所矚目的著名人物，予以公開懲處，以便間接告訴大家：不願配合者朕或許還可以隱忍，但請閉上嘴巴，否則就看著辦吧！
那為何是蘇軾？原因是他是當時最受矚目的反對派代表，文筆佳，名聲好。結果呢？藉由這個案由，一次株連所有重要的反對派人士，從此大家噤聲不語，只是新舊派系的仇恨和敵意自此之後沒有緩和的空間和餘地，直至北宋滅亡。
小結
與此案有關的諸多御史—例如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其實不是主謀者，他們只是—也只能是—人家指使下的打手或走狗（就跟我之前提過的政壇兩面人一樣），然而狗當久了，見人不能怎樣也不敢怎樣，使壞作惡的心態和言行就出來了，什麼千古文豪，在我腳下還不是得乖乖的隨我侮蔑羅織…？他們確實有被指責謾罵的地方。但，那個主事者呢？
後記
（絶大多數文章都指責那些說來可憐又可卑的御史，但承其職者受其責，真正的作俑者其實是宋神宗。這就好像拜登任內國防、外交都頗受批評，但責任不在國防部長或外交部長身上，而在拜登身上，因為他們是拜登指派的，而且秉承拜登的旨意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