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千多年的皇權專制,曾出現過若干個被歷史評價為盛世的時代,最為著名的就是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開元盛世』。但都好景都不長。『文景之治』始於西元前180年漢文帝登基,終於西元前141年漢景帝去世,僅不到40年。西漢共持續210年,『文景之治』約占西漢五分之一的時長。
『開元盛世』則始於西元712年唐玄宗登基,終於西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共43年。僅占唐朝命數289年的15%時長。開元是這段時間唐玄宗長時間使用的年號,歷時29年,故稱『開元盛世』。
所謂『盛世』,一是『天下太平』,但不是說沒有騷亂,只是與亂世比較而言,社會相對穩定,沒有出現大的饑荒和戰亂。
二是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都有所改善,各行各業欣欣向榮,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老百姓『芝麻開花節節高』,日子有盼頭。司馬遷在《史記·平准書》中極力稱讚『文景之治』的富足,『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意思就是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人口興旺,衣食無憂,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帛等貨材。京城積聚的錢幣千千萬萬,以致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而杜甫所作《憶昔二首》則對開元盛世的盛況無比懷念,『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小城市都有上萬的家庭,油光光的稻米、白花花的粟米充塞滿了國庫和千家萬戶。客觀而言,司馬遷與杜甫看到的都是局部現象,是富足的地區。大多數老百姓還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糧食也只夠一日吃兩餐。但即便如此,也比大多數餓肚子和游離失所的時期強。
三是開放度高,周圍和遠方的邦國紛紛臣服,萬邦來朝。『近者悅,遠者來』,日本幾次派遣使者來唐朝學習。王維氣勢宏大的詩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描述了當時萬邦來朝的盛況。這還是『安史之亂』後肅宗繼位後的情形,想必玄宗在位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景之治』和『開元盛世』有諸多相似之處。這或許對我們認識『盛世』產生和消亡的基理有所幫助,對擺脫中國歷史治亂迴圈的週期律有所裨益。
除了持續時間差不多都是四十年左右外,『文景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前置事件非常類同,統治集團都剛結束一系列內部的殘酷權力爭奪與清洗。漢高祖劉邦去世後,呂後專權稱制,代行皇帝職權,殘害劉氏子孫,誅殺功臣,重用外戚,將自己的兄弟侄子封為王侯。呂後死後,周勃、陳平等老一輩功臣又誅殺呂氏諸王和呂後扶持的少帝劉弘,還有他的三個兄弟梁王、淮陽王、常山王;擁立劉邦庶出的代王劉恒作為皇帝,即漢文帝。而『開元盛世』前的政治情勢與『文景之治』非常類似。也是武則天把持朝政,大肆殘害李氏子孫,重用外戚。幾度廢立更換皇帝,最後乾脆自己稱帝。快死了才被迫放棄帝位。後韋氏又專權,唐玄宗聯手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幹掉韋党,擁立自己的父親復位皇帝。然後唐玄宗作為太子又與太平公主又爭權,最後,唐玄宗發動政變清洗掉太平公主的勢力,其父讓位于他,才開啟了『開元盛世』。
所謂『大亂然後大治』也有一定道理。劫後餘生,親眼目睹和參與殘酷血腥的爭鬥後,未免心有餘悸。慘痛的教訓歷歷在目,總能吸取些教訓吧!痛定思痛,在統治上就會採取較為開明的政策。另外一個,經濟上財政上也折騰不起了。於是就採用放鬆控制、休養生息,廣開言路,重用人才的政策。
『文景之治』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漢文帝是老一輩功臣推選出來的,是個弱主。除了漢文帝本身比較謙遜勤勉簡樸外,權力分散客觀上也起到了防止皇帝專權的制衡作用。這與神聖羅馬帝國十世紀的選帝侯選舉產生皇帝有些相似。德意志皇帝死後,由七個選帝侯從他的嫡親中選舉產生新的皇帝,他們選舉的國王再經過羅馬教皇加冕,正式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七個選帝侯包括三個教會主教和四個貴族領主。但德意志選帝侯是制度性的,有相應的理論支持,所以能長久實施下去。漢文帝被功臣推舉出來是偶然的情形,漢初正處於郡縣制的初期階段,分封制還沒有完全被廢除。而中國理論上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權力分散缺乏理論支持。隨著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控制手段的加強,權力越來越多的集中在皇帝手中,就很少有這樣的事例了。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開放帶來了生產技術的提升。漢朝通西域,通過中亞獲得了更先進的鐵器冶煉技術,再加上效仿,改進和推廣應用,鐵制農業生產工具得到廣泛利用,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出。唐朝的開放度更高,與西域在生產技術、商業和文化上的交流更為廣泛。開元年間開始使用更靈便和效率更高的曲轅犁來耕種農田,還出現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據信曲轅犁通過西域傳來,莫高窟第445窟中的壁畫上,出現了農民使用曲轅犁犁地的畫面。曲轅犁的使用在中國經濟史上被視為唐宋時期『中古經濟革命』的主要物質基礎之一。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原創新技術,基本都是外來的。但因為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新技術的使用比原發地或中轉地更廣泛,加上有些因地制宜的變化或改進,往往就自以為是中國首創了。這有主觀和客觀原因,主觀上當然是為了自我滿足感,客觀上古代資訊記錄手段簡陋困難,資訊有遺漏也在所難免。但現在資訊記錄手段很完備,應該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放鬆控制和開放的雙重作用下,一方面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技術引進帶來單位投入的產出提高,都有利於提高總體產出。
然而隨著經濟增長,生活改善和國力的提高,無論是百姓、官員和皇帝都信心爆棚,自以為天下無敵,對周遭『蠻夷』的優越感日益增強。這是儒家『上尊下卑』價值觀和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天下觀』的必然結果。儒家認為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是天下所有人的共主。天下以中原王朝為中心,離中原王朝越近的地方等級越高,離中原王朝越遠的地方等級越低。在這樣一種觀念下,只要中原皇帝有了足夠的資本,必然就不會安分守成而忘乎所以,好了傷疤忘了痛;就會向外擴張,力求能直接控制的地盤越來越大。而百姓處於『下卑』的位置,社會地位低下,財產及權益缺乏可靠的保障,經濟利益被剝奪,但通過儒家的『天下觀』和『華夷之辨』得到補償,使其認同即使被嚴重剝奪,作為華夏人也比中原王朝邊緣的『蠻夷』更優越,為此感到自豪。皇帝和官員當然會竭力鼓勵和助長百姓的這種心理,以消解內部矛盾,鞏固和加強其統治。而對外擴張,彰顯出中原王朝的強大實力,越有利於增強百姓的優越感,從而順服統治者。文人士大夫也不甘寂寞,火上澆油,搖旗呐喊,歌功頌德,以求晉升之道。盛唐時節,湧現了一大批著名詩人,王維、李白和杜甫就生活在『開元盛世』。稱頌大唐氣象和開疆辟土是他們詩作的重要內容,描寫邊塞的詩歌非常之多,近2000首,以至於形成一個『邊塞詩派』,著名詩人王昌齡、王之渙、岑參和高適是個中翹楚。著名詩句有,『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李白);『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高適);『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王維);等等,數不勝數。按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詩人就是狂熱的好戰分子。王維甚至還意淫『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
一旦上下形成自大的心理,上下回應形成合力,朝廷的對內對外政策就會出現轉捩。於內由放鬆社會控制轉向加強社會控制以汲取和調動更多的資源,於外由韜光養晦轉向對外擴張。而且在這個方向上越走越遠,刹不住車,更不可逆轉,上下具有相互加強的效應,是正回饋,不斷放大。只有以前積累的資源耗盡或者翻車了才停得下來。
漢武帝即位後,即動用『文景之治』積累下來的財富征討匈奴,共發動了六次對匈奴的大征討。結果搞得勞民傷財,無果而終。從此漢朝就開始走下坡路,直到滅亡,再也沒有回復到『文景之治』時的繁榮。而唐朝為了拓邊,在邊疆設立擁有軍政大權的藩鎮,導致藩鎮尾大不掉,致使爆發『安史之亂』,終結了『開元盛世』。同樣直至滅亡再也沒有回復到『開元盛世』的繁榮景象。皆因朝廷的政策日益趨於保守,對內加強控制,對外趨於封閉。在社會矛盾激化的情形下,朝廷害怕放鬆控制和對外開放會造成統治不穩。然而加強控制會導致經濟活力下降,對外封閉則導致生產技術發展停滯。儒家社會本身沒有創新能力,儒家思想鼓勵追求特權,不鼓勵求真。這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致使朝政和社會進入一個不斷下降的通道。按今天的經濟學理論解釋,就是進入經濟緊縮和社會緊縮期。人們普遍喪失對未來的期望,缺乏可靠的預期,沒有長期的打算和計畫。對未來的預感不好,但卻無能為力。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糊弄著過日子。現在流行的說法,叫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在『歷史的垃圾時間』中,人們有兩種心態。高風險偏好者希望儘快結束,在低水準上重開歷史賽局;低風險偏好者則希望儘量延緩,以期較平穩地過渡到下一歷史階段。而理論和歷史都證明,高風險偏好者更容易掌握歷史的主動權。
2024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