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國百年(二):政治伊斯蘭回潮,埃爾多安共鳴以巴衝突

2023/11/01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由查士丁尼皇帝建造聖索菲亞大教堂,現在是清真寺。(Unsplash@photosimon)

由查士丁尼皇帝建造聖索菲亞大教堂,現在是清真寺。(Unsplash@photosimon)

10月29日,土耳其迎來建國百年,全國上下張燈結綵。與此同時,以巴衝突也與慶典產生了跨越地理的共鳴。

28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出席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會,並對現場數十萬名支持者表示,「以色列已22天公開犯下戰爭罪行,但西方領導人甚至連呼籲以色列停火都做不到,更別說採取行動」、「我們將告訴全世界,以色列是戰爭罪犯。我們正在為此做準備。我們將宣布以色列為戰爭罪犯。」接着埃爾多安進一步重申,以色列是佔領者、哈馬斯(Hamas)不是恐怖組織。可想而知,以色列大為不滿,並宣布從土耳其召回外交人員。

29日,埃爾多安在建國百年的全國演說中再提巴勒斯坦,「今天,土耳其共和國是在本地區和世界上『不受保護者的保護者』,正如加齊(Ghazi,此處代指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所希望的那樣。從巴爾幹半島到高加索地區,從卡拉巴赫到非洲,從土耳其斯坦到巴勒斯坦,只要有受壓迫、受害、需要幫助的人,土耳其就會衝上去伸出援手。」

「今天,我們對巴勒斯坦和加沙採取了同樣的立場,我們正在努力幫助加沙人民。昨天舉行的巴勒斯坦大集會就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有超過150萬人參加。儘管一些沒有歷史感、不了解加齊·穆斯塔法·凱末爾(Ghazi Mustafa Kemal)鬥爭、不理解共和國為何成立的人可能會尋求不同的意圖,但我們不僅昨天表現出了對巴勒斯坦的聲援。透過這場集會,我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了我們保護我們的獨立和未來的決心,我們已經將這種決心延伸到了我們的整個祖國。」

從上述表態可以發現,埃爾多安將巴勒斯坦議題與土耳其的百年榮光巧妙連結。而這一動作除了意在建立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的話語權,畢竟土耳其並非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可說是安卡拉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最直接聯繫,也有提高埃爾多安威望的政治盤算。從這一視角來看,曾在建國之初備受壓抑的政治伊斯蘭,如今已是明顯回潮。

凱末爾主義的鞏固與消退

直觀上來說,土耳其作為穆斯林國家,擁有伊斯蘭思潮也屬正常,但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特殊歷史發展,卻讓這件事變得有些不尋常。

1920年代起,強調西化、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一直是土耳其官方的意識形態。而其根源,便是國父凱末爾大刀闊斧的現代化改革:廢除哈里發制、改奧斯曼土耳其字母(波斯-阿拉伯字母)為拉丁字母、廢除伊斯蘭教育與蘇菲兄弟會、採用西曆、提倡西式著裝。與此同時,土耳其的歷史敘事、語言體系也被重新調整:教科書更強調土耳其的「突厥性」、淡化了伊斯蘭色彩;土耳其語中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也被大量禁用,學校開始教授「真正的」土耳其語詞彙。

可想而知,這種激進改革引發了社會對立:軍隊、官僚機構和城市資產階級普遍接受凱末爾主義的西化路線:安納托利亞農村、宗教保守派、庫爾德人則拒斥改革到來,反對凱末爾主義塑造一個西化、世俗和突厥的土耳其。衝突隨後引爆了大小反抗,但都被軍隊迅速弭平。

冷戰時代,土耳其不僅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約),也開始走向多黨制。其中,不滿政府的庫爾德人大多加入左翼政黨,主張復興伊斯蘭的保守勢力則在反共右翼佔有一席之地;宣稱要「捍衛凱末爾遺產」的軍隊,則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多次干政,壓制了左右政黨對凱末爾路線的反抗。

但1991年冷戰結束後,土耳其的認同問題再度浮現:庫爾德問題上升為嚴重的武裝衝突,伊斯蘭與世俗化的鬥爭也日漸激烈。1995年全國大選中,伊斯蘭政黨福利黨(Welfare Party)成為議會最大黨,其黨主席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與穆斯林兄弟會關係密切,導致許多媒體警告土耳其即將發生「伊斯蘭革命」,最終軍隊再度發動政變,迫使埃爾巴坎及其政黨下台。

這一事變刺激了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陣營:一派人決定堅持保守主義,一派人則決定調整路線,採取相對中庸的宗教立場,讓政治伊斯蘭融入主流政治。而這便是埃爾多安的崛起背景,且埃爾多安也曾因背誦「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詩歌」,而在1999年入獄4個月,對「世俗的紅線」深有體會。因此2001年埃爾多安創建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時,便以「保守民主」來定調政黨路線,而不是高舉伊斯蘭旗幟,最終正發黨在2002年取得政權。

執政之初,埃爾多安面對凱末爾主義者、兇悍軍方的姿態極低,並在宣布民主改革、加入歐盟是首要目標後,贏得了土耳其商界、自由派知識分子、務實中產階級的支持,也通過了軍方的「審核」。與此同時,土耳其迎來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2002年至2011年間,土耳其經濟年平均成長率為7.5%,人均收入也從2001年的2,800美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1萬美元左右,甚至超過某些歐盟成員國,埃爾多安與正發黨也因此聲勢大漲。

而執政基礎的穩固,讓埃爾多安有了「做自己」的底氣。2007年,埃爾多安以憲法修正案推翻禁止婦女包頭巾的法律條文,又任命出身正發黨的居爾(Abdullah Gül)擔任總統,引來軍方強烈不滿。後者因此公開警告「如有必要,土耳其武裝部隊作為世俗主義的絕對捍衛者,將毫不猶豫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但該年正發黨以47%選票獲得壓倒性勝利,形同是打了軍方一記耳光。

2011年,正發黨又以近50%的選票贏得連續第三場勝利,埃爾多安也開始了對軍方的整頓。該年不僅總參謀長辭職,軍中更有多名將領因「密謀反對政府」而去職,埃爾多安顯然是想清洗軍方、進而終結軍隊干政的傳統。多年以後,強弩之末的土軍再度政變,但這次的反撲功敗垂成,軍隊連同政府官僚整體遭遇了大清洗,土軍從此再無「捍衛凱末爾遺產」的能力。

而也是在2011年的勝選演說上,埃爾多安發表了明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言論:「薩拉熱窩今天贏了,與伊斯坦堡一樣;貝魯特今天贏了,與伊茲密爾一樣;大馬士革今天贏了,與安卡拉一樣;拉馬拉、納布盧斯、傑寧、約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也贏了,與迪亞巴克爾一樣。」這一表述明確宣告了,土耳其是與巴爾干、阿拉伯世界血脈相連的伊斯蘭國家,凱末爾主義的宗教禁忌已是蕩然無存。

政治伊斯蘭的現實效果

當然,政治伊斯蘭回潮的成因複雜,埃爾多安既是要回應民眾期待,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例如在國內政策上,凱末爾主義還是主流時,伊斯蘭相關符碼不是被禁、就是被建議不要公開表達;但隨著埃爾多安逐漸掌權,伊斯蘭教育開始復興,清真寺的建造、擴建工程紛紛湧現,社區禮拜也受到鼓勵,前述禁令已形同虛設。

而在符號和流行文化上,土耳其官方媒體也開始強調伊斯蘭相關主題,TRT世界視頻、阿納多盧通訊社的報道文學便相當明顯;被稱作「土耳其版權力遊戲」的2014年歷史劇《復興:埃爾圖魯爾》(Diriliş: Ertuğrul),則是以影視手法強調了土耳其的文化根源:不只是突厥,更是穆斯林。

2020年,在埃爾多安運作下,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撤銷1934年的「改聖索菲亞(Hagia Sophia)為博物館」政令,再由埃爾多安宣布恢復聖索菲亞的清真寺地位,並在該處舉辦了1934年來的首場大型禮拜,即便西方國家、海內外基督徒抗議,土耳其也不為所動。

而前述種種,除了反映被凱末爾主義長期壓制的集體訴求,埃爾多安還有自己的政治盤算,那便是要結合伊斯蘭的悠久歷史、土耳其的突厥傳統、哈里發的威望、建國先賢的遺產,形塑宏大的歷史敘事,凸顯自己是這份榮光的繼承者。例如2014年總統大選期間,埃爾多安如此向群眾表述,「我們是人。我們是阿爾帕爾斯蘭(Alparslan)、蘇萊曼沙(Süleyman Shah)、奧斯曼一世(Osman I)的孫輩。我們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the Conqueror)、塞利姆二世(Selim II)的繼承人。我們是緬懷穆斯塔法·凱末爾、門德雷斯(Menderes)、厄札爾(Özal)和埃爾巴坎的人。我們是烈士的追隨者,他們用鮮血創造了傳奇。」

無獨有偶,2015年競選期間,埃爾多安訪問了迪亞巴克爾,是土耳其最多庫爾德人聚居的城市,在當地發表演說時,埃爾多安手持庫爾德語版《古蘭經》,高喊「沒有人敢分裂祖國」,並呼籲庫爾德人支持「一個國家、一面旗幟、一個祖國和一種宗教」,也明顯是要融合宗教象徵與政治議程,來極大化自己的政治威望與民意基礎。

而從本質上來說,越來越頻繁的政治伊斯蘭展演,已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政治表演」,埃爾多安既要通過宗教紐帶來淡化民族隔閡,更是要以極具煽動性的情感修辭,動員出「崇拜埃爾多安」、「埃爾多安代表土耳其」的民族情感,甚至可以說是民粹主義。

而在對外政策上,政治伊斯蘭的角色也逐漸上升。2019年,土耳其企圖創建一個伊斯蘭跨國組織,來挑戰沙特領導的伊斯蘭國家組織(OIC)。只是這一雄心雖受到巴基斯坦與馬來西亞支持,卻沒能取得顯著成果,但作為土耳其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聲明,也已足夠響亮。

此外,「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土耳其大膽支持了穆斯林兄弟會;在克什米爾衝突上,安卡拉向來支持巴基斯坦而非印度;在以巴衝突上,儘管土耳其與以色列存在密切的軍事合作,雙方也已正式建交,埃爾多安仍多次為巴勒斯坦發聲,包括反對阿拉伯國家簽署的《亞伯拉罕協議》、稱這是「對巴勒斯坦事業的背叛」,以及在這次衝突中,稱哈馬斯為「解放組織」、甚至在建國百年大典上強調土耳其與巴勒斯坦事業的連結。

當然,在筆者看來,埃爾多安許多高調的對外動作,都有「出口轉內銷」的內宣考量,而不是真要造成實質的事態變化。其背後原因,也與土耳其榮景不再有關:曾經的經濟高成長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高通脹、里拉跳水的慘澹現實,這些問題都不是短期可以扭轉,埃爾多安也因此不斷喪失經濟選民的支持,尤其是伊斯坦堡等大城,城市中產顯然對於財富的縮水憤怒不已。在這種情況下,埃爾多安的「傳教表演」有一定程度是要應付前述困境,也就是要用更宏大的精神敘事、使命呼喚、英雄事蹟,來呼籲民眾容忍當前的經濟危機、治理問題,團結支持國家。

說得更直接,早期的政治伊斯蘭復興,是以土耳其的經濟高成長為基礎,來突破軍方與凱末爾主義的重重枷鎖;如今的政治伊斯蘭氾濫,除了是要爭搶代表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也是在經濟衰退的現實下,不得不為的民粹動員、政治表演。從這個視角來看,埃爾多安在建國百年慶典上為巴勒斯坦發聲,究竟更多是要動員民眾投身巴勒斯坦反抗事業,還是要動員民眾支持自己與正發黨,真正的答案恐怕相當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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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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