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看片前聽了很多次的比喻,《可憐的東西》就像是劇本更好一點的《芭比》,都是描繪一個「天真」的女孩去探索異世界,一路上發掘女性的自我,得到性/別的啟蒙與認知,辯證人與他人(與非人)的形象投射,更讓層層的父權桎梏顯形。
女主角貝拉身為科學怪人的不懂事,有 1/3 顯得笑鬧,另外 2/3 則是凸顯了「世俗禮節」的荒謬,尤其父權凝視之下,關於女性性道德的荒謬。被父權所造的她,意外(卻也不意外地)長成了父權的照妖鏡,甚至是會自我進化的疫苗。
而比起《芭比》受制於大眾的理解與接受度,必須把某些話說得清楚直白、還不能太挑釁,《可憐的東西》儘管也做不到 100% 的 show, don’t tell──像是「希望總會破滅,但現實不會」這樣的金句還是會忍不住冒出來──但包袱少了,批判就能更兇、更露骨。
故事裡,幾乎所有配角都象徵父權的某一張臉:從善意出發但執行了控制,否定主體性,還傳承了有毒親情經驗的;同樣善意但未「開化」,有待排毒的;徹底自我中心、陶醉於 alpha 男幻想,一遭否定就退化成巨嬰嘛嘛吼(mà-mà-háu)的;還有根本形同畜生的。就連號稱不愛哲學的哲學家與代表資本市場邏輯的老鴇,都有 mansplaining 的衝動。
片中的父權代言者們,不斷透過兩個詞彙:「羞恥」與「原諒」,對貝拉進行道德管束,然而這裡的道德幾乎都圍繞著性,以及由性延伸的一夫一妻婚配制、其中的單向所有權概念。簡而言之就是:
「你的性是骯髒的,你對性的好奇與探索是骯髒的,所以你的愉悅是骯髒的。你和我以外的其他人一起探索愉悅是不可原諒的,唯有讓我來探索你的愉悅,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你的性是我的。」──最好天底下有這麼便宜的事啦。
(而如果上面這段讓貝拉當作台詞對她的閨蜜講出來,就變成《芭比》了。)
一如尤格藍西莫所有作品,本片依然是導演的場子,他那獨特的疏冷距離、殘酷的喜感,以及針砭人際的眼光,定調了敘事的風格化。此外還有兩大功臣:一是全片視覺設計,包括融合了哥德風、蒸氣龐克與高第建築的美術,以及貝拉從頭到尾的服裝,古典得很現代,足以原地開展。片中每一章節的字卡都美得像一套迷人的繪本,讓我想當作動態桌面。
第二個功臣,自然是艾瑪史東了。那壓倒性又纖細的存在感,從頭到尾掌握著焦點,和導演的「冷眼」正好互補。從《破處女王》爆紅至今十多年,我們都很熟悉她的甜美(女孩的)與率直(男孩的)的魅力雙重性了,在此她把後者催到最大,和個個鮮活的配角們──尤其威廉達佛與馬克魯法洛──不斷撞擊,把幾乎沒有寫實感的故事,變成熱鬧的寓言。
說回尤格藍西莫,近年越趨「主流」的他,收斂了以往在題材上的驚世駭俗,轉而雕琢華美而超現實的、成人的童話感。本片確實提出許多有力的控訴,但最具話題性的「超越尺度」部分,其實只停留在萬花筒般的表象層次,情節上並沒有踩到什麼敏感神經。
自威尼斯掄元至今,《可憐的東西》引來的一小塊批評/爭議,是片中「嬰兒心智」的設定,豈不構成了實質的「戀童情節」?但這樣的邏輯我不買單,因為說實話,這正是我覺得編/導/演力有未逮之處:劇本設定貝拉的心智成長飛快,但尤格藍西莫和艾瑪史東並沒有找到夠貼切、豐富的表演方式呈現「幼兒」階段,以至於整個嬰孩期一閃即逝,好像迫不及待讓她變成一個語言能力、思考狀態都接近成熟,唯獨沒有一般價值觀/社會性的大人。
這點,我認為隔壁棚的葛瑞塔格薇和瑪格蘿比,就辦到了讓芭比的人設自始至終都很一致──當然我知道兩個故事的曲線不同,只是以(指)導演(員)的成績來說,還是想為鬼塔補個讚。
如果說《芭比》的「必須淺白」是在商業市場的邏輯下,不能不考慮到票房,那從《真寵》到《可憐的東西》的尤格藍西莫,則是在影展市場──不論歐洲三大還是更大眾的奧斯卡──的邏輯下,不能不考慮到普世價值和觀感。這當中的種種、要玩遊戲就得照著明暗規則來的妥協,說到底,也是有點可憐的。(嗎?)
全文劇照提供:20 世紀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