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中的時候，應該是第一次用自己的身心體會束縛，陰錯陽差進了學區知名的升學班，導師更是著名的強勢，明明已是禁止體罰的年代，我們卻還是在以成績為尊的標準下，遭受身體心理的責難。不過小時候無法言明這些，只想著長大，或是再也不長大了都好過當下。某個假日午後，難得有一大把的百無聊賴可以潑灑，我無所事事的趴在沙發上，偶然發現地上一隻螞蟻，不知道為什麼就只有那一隻，我的視線緊隨著牠繞，牠一直繞一直繞，像是找不到同伴和方向，世界於牠大到無所適從。我竟為此感到寂寞，總覺得窮盡牠的一生都找不到路，卻不過只在我連頭都不用抬的眼界範圍內罷了。
然後是高中，偶然和同學聊起曾經的那日午後，我說著我的憐憫和投射，他卻笑我傻，他說我的腦袋多大、牠的才多大，牠根本不曾感知害怕或寂寞，牠只不過活著。是啊！我們似乎酷愛自以為是的投射，替因故歇業的店家哀悼；替海生館裡的海豚海狗感到悲哀；替偏鄉原民拒絕開發，聲援保護傳統領域；擅自重啟《可憐的東西》電影中貝拉的生命，再控制他應該（或不應該）擁有情感......隨著我在世上體驗的越多，讀過更多的書、感知更多美好與不適，後來的我再也無法輕易認同或不認同「上帝」葛德溫、鄧肯。不問所以的賜予新的生命是好的嗎？帶領無知的他出走探索是好的嗎？當然用性別或權力的控制或迫害絕對是錯的，而以「禮教道德」、「善良風俗」或更高層次的什麼，作為奴役麻痺的手段，就又合理了起來嗎？
就如同紀伯倫在《先知》中寫下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們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他們經你而生，但非出自於你，他們雖然和你在一起，卻不屬於你......」我總相信自己是宇宙的孩子，所以父母、或電影中的「上帝」皆不過是媒介，生命必須依他們而生，但生命不屬於他們；而這副身軀、或電影中的「維多利亞」也同樣不過是容器，讓我們（或貝拉‧貝斯特）的靈魂安放，以來到這裡體驗世間一切。小一點的時候好像更注重「體會」，對於萬事萬物要有所感，要愛這個世界甚過自己、要恨這個世界以證明投入；現在倒是比較在意「體驗」，放空整副身心的去吸收和承接，讓自己有所智識和話語權以做選擇，讓自己掙脫來自「我」、父母甚或社會的控制枷鎖，當然很難、很難，但仍是相信我已在其中試著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在《可憐的東西》電影中應可簡單的劃分黑白／彩色，是意識到自我與否，而隨著他出走的旅程，更是體驗了里斯本：性和慾望、船上：智識教育、階級和金錢，最後在巴黎妓院：反而成就了他對於身體和自我更完整的想像。而貫穿全片的體驗，大約就是關乎身為一名女性，面對的權力不對等的男性說教或脅迫控制。真正的人生旅途理所當然不是這樣劃分，能（需）體驗的更是不勝枚舉，以前以為總有一件事是一輩子都要抱持著的信念，殊不知那份唯一的信念竟隨著成長體驗不斷轉換，但目前維持較久的大概是「being human」吧！就不斷不斷的，讓自己去愛、去體驗、去感受，並一次次因自己的選擇而感到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