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禮與回禮（四）：「拒絕委屈/犧牲自己」的職場心態

　　我們在第二篇裡曾經談到「不願為了公司和團隊『委屈』或『犧牲』自己」，被視為典型的Z世代職場心態。與其將所有00後貼上標籤，錯誤地一視同仁與責難，我們可以試著思考這樣的心態背後存在什麼預設？透過理解不同的思維方式，打開溝通的可能。

　　上一篇〈送禮與回禮（三）：一種不會欠債的禮物〉中，我們談到作者與讀者為了「共同完成任務」所簽訂的「慷慨的精神協約」，使作者信任地奉獻出自己的作品，讀者接受並信任作品不會欺騙自己，因此還以真誠的閱讀。隨著一頁又一頁的閱讀，作者與讀者是彼此互相信任並且往復循環，最終透過將作品成為文學，作者企圖挽回的世界面貌因讀者而再現，作者的主體性和自由得以實現。另一方面，讀者因為閱讀而運用了自己的主體性，透過作者所奉獻的文字，讀者得以在其中展現自己的自由。

　　在這樣的情況中，作品作為禮物並不以傳統方式—具體的「送」給某人—呈現，「禮物不以禮物的方式呈現」，然而作品又之所以是禮物，是作為有待「共同完成的任務」來給出的。作為一種使作者與讀者能夠進入辯證運動的契機，將彼此緊密的關聯起來。

　　回到職場心態來看，不願棲居於更大的共同體，如企業體，是無法與之建立共同目標的人。在缺乏共同目標的前提下，要求多做一點來完成共同目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委身和自由的犧牲。然而個人無法融入群體，感受到更大共同體的召換，並且無法透過超出個人範圍的目標之實現來感受生命意義，原因其實有非常多。可能是因為與企業理念不合、過度階層化和分工後我們與遠大的目標距離越來越遠，導致失去了意義感、過份放大自我意識，認為接受共同體的召喚等同於對個人主體性的矮化等等。

　　顯然，針對Z世代職場心態的討論文章，各著墨於不同原因。「不願為了公司和團隊『委屈』或『犧牲』自己」的集合式結論，只是最為表淺的現象，其實並不足以作為原因，反過來說Z世代工作者就是這樣或那樣。甚至我們應該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是所謂的00後特別反映出「不願為了公司和團隊『委屈』或『犧牲』自己」此一現象。或許與民主化進程、與教育、與網路、與各種思考和生活方式有關，而我們這些非00後的「大人們」其實就正是推進與創造這些的關係人。我們創造出這樣的世界，並且同樣生活在其中，我們必須承認自己也帶有這樣的性格，並且以此育出一批幾乎全然接受的「孩子們」。我們作為送禮者，現在反過來必須接受這樣的回報了。

　　一個極端「不願為了公司和團隊『委屈』或『犧牲』自己」的人是痛苦的，隱藏在現象背後，是一種個人永遠無法且不應該融入群體的預設。不願委屈，是認為棲居群體或更大的目標將消融了個人的主體性；不願犧牲，則是認為付出自己就會被更大的共同體剝削。擁抱此觀念的人必得自欺，是把自己當成有如退化的禮物般，可輕易於社會中被交換的東西，全然忽略了個人的反思和動態調整的能力，陷入只要我怎樣就會一定會怎樣的封閉式思惟中。這種單一而毫無開放性的思考方式，其周遭的一切無處不與之衝突，因為「人不可能是一座孤島」。

　　文學閱讀是一個經典的正向例子，另外不妨仔細想想，或許會發現家人不求回報的付出與奉獻，只是希望我們好好地存在。或許再近一點來看，為什麼我們相信便利商店的東西就是標籤上的價格？為什麼給出鈔票後確信他會找零？為什麼相信火車時刻表？為什麼相信蝦皮賣家會出貨？將所有倫理互動窄化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結局，忽略了與他者正向互動的可能，且反倒視對他者慷慨的奉獻是一種剝削。因為把自己當作物，並且也把其他人當成物。

　　在此意義下，不會付出、接受與還報，是缺乏信任和守信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