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到了，又開始煩惱該如何送禮。
想到曾經收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禮物，是那種觀光客會買的小紀念品。我想如果不是特定受眾的話大多數人是不會喜歡的，然而也不至於討厭－－畢竟上面有一些祝福的話－－況且價格不貴，收下來也不會不好意思。所以有問題的，其實不是禮物本身。
讓人反感的原因是送禮者的態度，急切地塞禮物給許多人，也包括我。雖然可能是出於害羞或害怕被拒絕，但總之是忽略了收禮者的意願，顯露出過於片面且功利地看待禮物、看待自己，以及他個人與我們之間的關係。
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送禮者什麼都沒有想，只想到目的：把這群人變成我的朋友。他沒有想我們喜不喜歡、需不需要，沒有想我們有拒絕的權利，我懷疑就連他自己可能都不是很喜歡這個東西。收下禮物的我們反應一般般、帶點尷尬的「喔....喔謝謝」，之後把禮物不知道丟在家裡的哪個角落，而也許就是垃圾桶。
於是這個禮物真正變成那種觀光客的紀念品，毫無個性，與送禮者、收禮者都無關。禮物成為與他人保持關係的手段，但卻是一種欠債關係。
這件事原本應該就這樣結束的，畢竟只是小事，應該與過去無數個瑣碎經驗一起被埋沒，直到最近被周圍的人提醒「曾經收過這份禮物，被納入其朋友圈」。這時候就覺得煩躁了，送禮者或許一直把握這個過去導致的欠債關係，把我們和他相繫在一起。我們變成對他而言特別的存在，而在我們還債之前的情感勞動，是不是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這種被迫欠債的感覺不是很好，本質上是一種不對等的要求建立關係的暴力。被迫拿一個不需要、不想要也不喜歡的東西，甚至我們不在乎，就連送禮的人也不那麼在乎。被在乎的只有禮物本身的功利性目的有沒有達成，讓你欠債，把你成為我的朋友，強迫把別人納入全面性的報稱體系之中(the system of total prestation)。
送禮、收禮、回禮應該可以說是生活中蠻常碰到的道德難題吧，說是道德的一點也不言重。人類學家牟斯（Mauss）對禮物交換有深刻的研究，雖然針對的是我們不熟悉的舊社會部落，但從幾個例子中可見禮物在情感、經濟以及時空上的功能，而放在2024年、台灣，也還是有所對應。牟斯在《禮物》一書中提到，收到精緻菸斗的主人只是暫時保管這個菸斗，之後他必須再把這個菸斗送給別人，如果他真的很喜歡這個菸斗不願送人，那麼他必得送出至少等價的物品。禮物必須在社會中流轉，是情感和關係的流轉，如果違背了潛規則，則當被眾人譴責。未繼續送出煙斗的人，破壞了社會情感的聯繫、讓菸斗藏匿於家中而非屬公眾的，變成私慾的佔有物。
這暗示說收下禮物之後，回禮（或回報社會）是必須的，因為對社會（或送禮者）有所虧欠。牟斯用從法文來的prestation，中文普遍翻成「報稱」來表示返還、往復回禮的概念。然而回報太早或太晚都是不對的，如果太早還報，那麼體制內被認為合理的欠債時長就會被打破，另外一位債主可能以此要求他的欠債人提早還債，如此整個村子便亂了規矩、亂了生活節奏。如果太晚還報，則會被債主消遣揶揄，在還債之前必須背負罵名，時不時的付出情感勞動。
禮物交換作為一種全面性的社會事實，關係到人與人之間的債權關係，且不止於此，更全面性的涉及到經濟、情感、時空以及一種道德上的回報要求，它關係到整個體制的穩固程度。這個債不只在雙方之間，更擴展到社會體制、影響道德標準。
作為群體道德的具象，禮物在情感上清楚劃分有被邀請的人以及沒有被邀請進的人，被邀請者被納入「送禮－回禮」往復關係中，彼此透過物的交換關連起來。經典的例子如新居送禮，是直接讓你的新家有代表我的大型家具，使我對你的情感融入於日常。在經濟上，禮物具有債權關係，是消費性和有對價關係的。逢年過節的各種消費、買禮物和大大小小的請客都包含在內，我們會去計算和這個人的交情和以前欠的債，來評估這一次回禮的價值。上一次我參加他的婚宴包出去2200元，那這一次他參加我婚宴的回禮金額一定要大於2200元。在時空上，禮物為我們營造出不同的氛圍和背景，讓日子有了時序的節奏感和空間上的裝飾性，新年、清明、端午、中秋、聖誕節，送禮背後反映出不一樣的節氣、家的範圍與氛圍，我們只消提到些詞，時間就被凝結成點，一個送禮的時間點。
雖然考察的是舊社會的禮物交換，但牟斯所關心的終究是1925年（文章發表那年）的問題，即如何感性地處理這個全面性的社會現象。他認為「一個社會的進步，取決於社會成員能夠固守信約，付出、接受與還報的程度而定」，然而在工業化和商業化的侵襲下，牟斯見到個人自我意識膨脹、群體道德淪喪，禮物淪為工具，還報變得不再重要。而這些，才是牟斯在最後所呼籲和關切的。而前面提到的個人生活經驗，則剛好表現出個人自我意識膨脹的禮物交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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