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大國政治的悲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興亡史 ── 讀《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

2024/08/29閱讀時間約 19 分鐘

_{註：本文為6年前曾發表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之舊文章。}

「你的學問回中國，做得了嗎？」

當年東京大學畢業後，王柯曾經想回去中國工作。但他的指導教授山內昌之用這句話直接打醒他。[1]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博論《東突共和國研究》，研究1944–46年第二次東突厥斯坦（新疆）獨立運動，也是東突（疆獨）組織懷念的輝煌歷史，這正是中國的政治禁區之一。

山內昌之（左）；王柯（右）

他的博論以《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ームと民族問題》為名出版後，得到日本第十八屆三得利學藝獎。[2]本書《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就是在日文版的基礎上，大幅擴寫而成。

為什麼維吾爾人叫新疆「東突厥斯坦」？這背後有什麼歷史緣由嗎？以及為什麼疆獨組織要以「東突厥斯坦」命名，而中國禁止使用這個名詞？難道這個名詞有什麼魔力嗎？

日文版（1995）、簡體中文版（2013）、英文版（2018）

他從分析這段期間新疆的民族、宗教、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經濟，以及當時大國的國際角力入手，透過本書讓我們理解「東突厥斯坦」這個名字從何而來？為何被採用？從清代以降，新疆的歷史究竟如何？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如何爆發？又對中國日後統治新疆，造成了什麼影響？

另外，雖然1920年代「維吾爾族」一詞才出現，但為行文方便，均採此名詞稱呼新疆多數居民。

在「中華」與「烏瑪」之間

十八世紀初，清朝消滅準噶爾，將新疆併入版圖。作者指出，作為實行「多元型天下」的非漢王朝，採取「少數民族牽制中國漢人」的統治策略，清朝將新疆作為「藩部」，並且是特別的「滿洲軍事自治領」，意外地使新疆成為在「中華」王朝與「烏瑪」（伊斯蘭共同體）之間的特殊地帶。[3]

然而，清朝大臣與當地官員貪污腐敗，加上生活貧困，逃往中亞浩罕汗國的宗教領袖和卓家族不斷潛入新疆，發動對抗異教徒清朝的「聖戰」，導致動亂不止。清朝派軍平叛，卻造成過度負荷的財政赤字，被迫改易國策，讓漢人屯田新疆，造成民族衝突。

因此，當西北回族叛亂時，新疆的回民與維吾爾族再次發動「聖戰」，浩罕將軍阿古柏更與和卓家族進入新疆，終結清朝統治。然而阿古柏將和卓家族盡數屠戮，為了確保政權穩固，遂在外交上爭取英國支持，想藉英國使清朝承認他的政權，並讓英俄取代清朝在新疆的影響力。

阿古柏

清朝為了確保國家存續，需要確立未來的路線，這就是李鴻章「海防論」與左宗棠「塞防論」之爭。最後，左宗棠勝出，並親自率兵進軍新疆，摧毀了阿古柏政權，「收復」新疆。面臨近代國家轉型壓力的清朝，必須明確國家疆界，這就必須將「藩部」改造成「領土」。所以1884年仿效中國內地建省，明確新疆作為中國的領土。

而邊境貿易的開啟，出現了維吾爾族資本家，他們在與同屬突厥伊斯蘭民族的烏茲別克、塔塔爾（即俄國韃靼人）、柯爾克孜（即吉爾吉斯人）、哈薩克等中亞各族往來時，理解推動民族現代化的重要。

因此，維吾爾資本家贊助族內青年，前往俄國韃靼人的中心喀山，以及鄂圖曼帝國留學。受到俄國韃靼社會「扎吉德」運動的影響，維吾爾族近代知識份子逐漸誕生。他們回新疆後，推動「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促進「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與現代化在新疆的傳播。

民族危機與第一次東突運動

民國時代，新疆省縣以上的職位只在漢人間移轉，維吾爾族完全被排除在外。加上漢人大量湧入新疆，形成自己的民族社會，省政府又均為漢人、支持漢化，使漢族不僅不願與少數民族溝通往來，更歧視少數民族。當時在新疆的漢族，握有巨大的優勢與權力。

而在新疆這個「灌溉農業社會」中，水資源具有高度重要性。因此，高度壟斷水資源的地主集團「阿克薩卡爾」控制了縣以下的權力。宗教領袖更與之合作，將農地託付給他們管理。而在阿克薩卡爾治下，鄉村貧富分化懸殊，維吾爾農民許多成為佃農、雇傭者甚至是奴隸，文盲率高達96%。

宗教領袖與地主雖形成經濟上壓迫底層的特殊階級，但因為伊斯蘭司法體系偏袒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遂以伊斯蘭教為對抗漢族的文化與自我認同象徵。伊斯蘭教卻成為了吸收對漢人掌握權力與優勢地位不滿情緒的載體。

此時，處於下層的維吾爾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都因為民族壓迫，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機。而最先感知到這個危機的，就是近代維吾爾啟蒙運動下產生的維吾爾知識分子。

作者認為，1933年第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所創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正是由維吾爾知識分子與宗教領袖們試圖解決危機的產物。但是能有機會展開獨立運動，乃是因為新疆上層政治出現劇變。

1928年，對少數民族一向採取懷柔手段的新疆軍閥楊增新遭部下樊樹增、金樹仁刺殺。金樹仁握有大權後，任用漢人親信，對於少數民族採取嚴格的控制手段，更派軍隊強行增稅，更推動改土歸流，藉此鞏固統治。

但這導致少數民族上下層一致的憤怒。1931年哈密爆發起義，而當消息傳開，各地陷入烽火，1933年第一次東突運動於南疆爆發。

金樹仁（1879-1941）

作者指出，「東突厥斯坦」一詞也是此時才進入維吾爾族的想法中。這是由維吾爾知識分子帶回來的模糊概念，「突厥斯坦」即「突厥人的土地」之意。「東突厥斯坦」相對於蘇聯轄下中亞「西突厥斯坦」，指的是新疆省，或南疆，或包括哈密盆地。維吾爾知識分子更批判漢人的名稱「新疆」，喊出「東突厥斯坦是東突厥斯坦每個人的東突厥斯坦」，表現出反抗其他民族壓迫與統治的意志，以及維吾爾族萌生的民族和領土意識。

哈密起義的少數民族將漢人移民屠戮殆盡，顯示出民族之間的巨大仇恨。同時，宗教人士鼓勵發動伊斯蘭「聖戰」，在1930年代「東突厥斯坦」意識才開始普及時，成為團結的力量。這也是採取近代化的各種制度，但國名卻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政教不分的原因。

「新疆王」盛世才？

此時，新疆高層政治再度出現更迭，金樹仁遭到暗殺，爆發內戰。當時掌握新疆最強部隊的盛世才，最後取得實權。

然而，國民政府也想趁機奪取新疆。另外，自哈密起義後，1933年新疆省政府只能控制迪化及周遭地區外。因此，盛世才所面臨的局面，只能在向國府屈服，或尋找外援鞏固統治之間二選一，而他選擇了後者。

盛世才（1895-1970）

蘇聯為什麼選擇了盛世才？因為當時日本正擴大對中國的侵略，隱然成為蘇聯在遠東的最大敵手，而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已受國府正式承認的盛世才私人對日本也懷有敵意，順勢拉攏同盟。再者，支持盛世才既不得罪中國，也不破壞當時的遠東局勢，還能擴大在新疆影響力，取得戰略資源，阻擋日本進窺內亞。

對於盛世才來說，既不願受到國府控制，也要抵抗少數民族軍隊進逼，再加上恩人郭松齡死於日本之手，從地緣、私人利益和情感上考量，他只能選擇蘇聯。雙方因此一拍即合。

蘇聯提供了所有盛世才需要的援助，替盛世才打垮對手，鞏固盛世才的統治。更協助盛世才分化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和加．尼亞孜（Hoja Niyaz）和總理沙比提．大毛拉（Sawut Damulla）。前者是哈密與吐魯番起義的領袖，後者則是近代維吾爾知識分子集團領袖、領導南疆獨立運動的主導者。

當和加．尼亞孜拘捕沙比提．大毛拉交給盛世才後，只存在了85天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遂告覆亡。然而，「東突厥斯坦」已經刻入了維吾爾人的腦海。

和加．尼亞孜（1889-1941）和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

蘇聯的陰影

蘇聯以共產國際名義派出大量中國籍成員協助盛世才。但在盛世才 — 蘇聯的雙重政治結構中，蘇聯駐迪化領事與省政府各部的蘇聯顧問，才是事務的主導者，盛世才雖看似為新疆首長，但形同空殼。同時，蘇聯藉此取得獨山子油田的控制權，取得新疆最獲利的事業。

雖藉由蘇聯鞏固統治，也任命要職給少數民族領袖，保留他們的武裝部隊，實行安撫，表現與蘇聯充分合作。但蘇聯透過與少數民族領袖密切往來，使盛世才恐懼蘇聯扶植少數民族領袖取代自己。因此，雙方暗地裡權力爭鬥不斷，造成盛世才1937和1940發動兩次政治清洗。並在1942年蘇德戰爭中蘇聯失利時，與蘇聯徹底翻臉，倒向國民政府。

攝自本書99頁

第二次東突運動

同時，第二次東突運動開始了。

1943年，在北疆伊犁區、阿勒泰區和塔城區，已有由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逃亡到蘇聯的少數民族領袖領導的「民族解放組織」活動，吸收各階層的少數民族，他們有許多人希望像蘇聯的民族加盟共和國一樣，建立自己的國家。

然而，作者指出，這些組織背後是蘇聯。蘇聯提供武器、資金、人員等協助。在1943年扭轉對德戰爭劣勢後，更增強支援幅度。各組織起初雖是獨自行動，蘇聯也將之整合，形成第二次東突運動。

伊犁區的成員是第二次東突運動的核心，主事者是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他說服後來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主席的宗教領袖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一起舉事。因為伊斯蘭教在新疆最具動員力量，伊力汗．吐烈是動員維吾爾社會參加「伊斯蘭聖戰」的要角。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Abdukarim Abbasow，1921-1949）

1944年11月7日伊寧爆發起義，蘇聯軍隊、解放組織成員與中國軍隊展開激戰。到了12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伊寧宣布成立。

不曾離去的陰影

在蘇聯的協助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完善體制，更統合伊犁、塔城與哈薩克族佔多數的阿勒泰區，成為其領土。

東突政府內部也形成了雙重權力結構：一派由伊力汗．吐烈為首的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領袖等傳統上層構成，作為團結的象徵；一派由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蘇聯顧問與蘇聯軍人，蘇聯領事是他們的幕後指導者，握有實權，控制著不受東突政府約束、最重要的軍隊與內務部。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國旗

因此，政府委員會與主席伊力汗．吐烈事實上是「空殼子」。他雖試圖奪權，只是東突共和國無法獨力與國府對抗，為了擊敗國府軍，他不得不向蘇聯妥協。但雙方的鬥爭，直到東突共和國滅亡前皆未停止。

在伊力汗．吐烈運用宗教與民族仇恨動員對抗中國人的「聖戰」，加上蘇聯軍隊直接參戰下，1945年7月東突共和國向各地發動「三線作戰」。在蘇聯以重砲、裝甲車甚至是轟炸機的兇猛攻勢下，中國軍隊全力抵抗，也無力回天。

此時，東突大有一統新疆的氣勢。但在9月上旬，東突軍隊進逼迪化之際，軍事行動卻嗄然而止。

大國政治的悲劇

停止作戰命令是蘇聯直接下達的。

1945年下旬，世界大戰行將結束。英美在雅爾達會議上犧牲中國權益，交換蘇聯出兵以結束戰爭，並強迫中國接受。蔣介石也明白，中共、外蒙與東突等問題，必須與蘇聯以外交解決。

中蘇經過一番折衝樽俎後，中國同意外蒙公投決定是否獨立，換取蘇聯不提供東突、中共支援，在東北中立，確定蘇聯不干涉新疆事務。

伊力汗．吐烈（Ilhan Tora，1885-1976）

至此，蘇聯決定犧牲東突，換取外蒙獨立。1946年，蘇聯不僅停止軍事行動，也令東突從戰爭轉向談判。蘇聯領事與中國代表張治中合作，協助談判進行，東突代表團更被迫自動降為「地區代表」而非「國家代表」前往談判。至此，東突共和國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已然不存，伊力汗．吐烈等人已被架空，無能為力。

作者指出，在談判過程中，以具有長期留蘇經驗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為代表團中的主導者。與蘇聯關係緊密的成員作為代表團的主導者，顯然是為了在交涉過程中，體現蘇聯的意志。

最後，1946年1月2號，阿合買提江．哈斯木與張治中簽定的《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民眾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十一條和平條款》）。而在簽署後三天的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獨立。

阿合買提江．哈斯木（Ehmetjan Qasimi，1914-1949）

南柯一夢

在簽署和平條款後，在東突政府內部與民眾之間產生巨大的混亂。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全都轉為支持蘇聯路線，伊力汗．吐烈雖極力反對和平條款，但在蘇聯援助全面撤離、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與之敵對，以及東突經濟全面崩潰的情況下，他明白大勢已去，並被蘇聯押回阿拉木圖。隨後，東突政府發出最後一個決議，改造自身為中國地方政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正式滅亡。

由於本書未描寫到東突共和國與國府簽訂《和平條款》後的歷史，筆者在此補充後續發展。東突領導人此後在蘇聯與國府間左右逢源，保持實質獨立，並利用外交情勢、國府的退讓、條款中規定的民主選舉甚至發動群眾暴力，進一步擴權，使張治中灰心離職，也確保蘇聯在新疆的利益。國府也「以夷制夷」，改用右派的麥斯伍德等維族人士任職高官制衡東突。

然而，東突內部也產生路線衝突。親蘇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壓制、取代了親中共的元老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以確保蘇聯利益。直到國共內戰情勢明朗後，才在史達林的允許下，調整態度迎向中共，阿巴索夫一方也逐漸取得上風。

賽福鼎．艾則孜（Saypindi Azizi，1915-2003）

當1949年國共內戰結果明顯後，三區向中共輸誠。但隨後卻出現「意外」：不論是親蘇的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還是親中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這些具有主導能力、自我主體意識的東突領導人，在搭機經由蘇聯前往北京參與「政治協商會議」時，卻在蘇聯「意外」墜機身亡，並改由一向聽話的賽福鼎．艾則孜（Saypindi Azizi）前往北京表達服從。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三區，新疆再度為中國吞併。

而東突過去所控制之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也一直維持著國中之國的半獨立地位，為蘇聯的利益核心區。直到中蘇同盟破裂、中共反右、反地方民族主義、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使得6萬以上人們逃往蘇屬突厥斯坦，王震帶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駐填補該地後，才結束東突地區的半獨立地位，以及蘇聯對新疆省的巨大影響力。

王震

徘徊於生與死的夾縫間

在本書中，作者認為宗教因素、地理位置和蘇聯的支持，無疑是第二次東突運動得以成功的關鍵，而大國自身的利益與現實外交，是東突滅亡的重要原因。

兩次東突運動中，伊斯蘭教一直是凝聚、動員所有少數民族，甚至動員跨國界突厥伊斯蘭民族的關鍵，也是伊力汗．吐烈擔任主席的原因。但因為第二次東突運動中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的介入，使得伊斯蘭並沒有被納入國名。

然而，第二次東突運動完全仰賴大國蘇聯支持，卻因此毀滅了自己。因為蘇聯與中國當時同一陣營，在重要順序中，東突顯然不比中國。這突顯出弱小的少數民族獨立時，仰賴大國雖是必要，然而喪失自身主體性，一昧聽從大國，最終只會使自己成為大國政治的棋子與犧牲品。

作者也提醒我們，東突雖然反對漢族壓迫，內部卻出現「大維吾爾主義」。在《消失的「國民」》一書中，作者提出「民族鏈」的概念，指出在新疆少數民族中，存在「烏茲別克（塔塔爾） — 維吾爾 — 哈薩克」的民族階層觀，烏茲別克、維吾爾等族認為在文明、在伊斯蘭教信仰上是傳播者，比哈薩克族更高等。

因此，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是烏茲別克人，許多佔有重要部會位子者均為親蘇的維吾爾人或塔塔爾人，但人口最多的哈薩克族，卻只擔任一個無足輕重的部長。哈薩克族在政府內毫無發言權，人口比例與影響力不成正比。這導致了哈薩克族對東突、蘇聯毫無向心力，旋即反叛。

最後，作者指出，第二次東突運動之所以具有意義，乃是因為當時東突獨立並非不可能，這給了後世維吾爾人緬懷的光輝過去，以及努力的未來與理想。

也因為東突運動，所以中共在民族政策下了許多功夫，希望藉由「自治」表達民族合作，消弭「獨立」情緒以及保持國家「統一」。

然而，東突運動深根於維吾爾族心中，加上中共因民族政策失敗，也是東突運動死灰復燃的原因。在無法消弭的情況下，為了持續控制新疆，中共統治政策日益激烈、殘忍，不惜強制以漢族同化維吾爾族，但是成效如何，仍然是個疑問。[4]

作者也指出，1991年蘇聯解體，中亞突厥伊斯蘭民族諸國「被獨立」；無法參與以國家為單位的「突厥語國家」串聯；哈薩克的發展與壯大。這讓自認居於上位，但卻沒有國家的維吾爾族，有著巨大孤立感與心理衝擊，使得維族追求建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心態更烈。

我們可以看見，從上述歷史與近因，維吾爾族仍然徘徊在東突的獨立運動（生）與中共的鎮壓同化政策（死）之間，尋找自身的出路。作者在結論表示，東突獨立在地緣政治、各方面實力都不可能完成的現實。他也多次表明，中國唯有廢除錯誤的民族政策與高壓統治，推行民主政治和不分民族的「國民」身分，使無論何種民族均認同「中國」這個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不再有各種區隔產生，才是化解曾是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因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錯誤的民族政策以及衝突所導致的不安與動盪，走向更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