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2024）不是一部能用三言兩語概括的紀錄片。
直到今年，才以紀錄片做為契機瞭解到此事件，所以雖然是舊聞，於我而言卻是新的刺激，粗略查閱相關報導後，我先看了電影試片，回頭找書來看，沈澱一段時間後再觀賞一次電影。
整個過程其實不太舒服，尤其是書，我看得很慢，或許因為與劉宸君同屆，擁有類似的藝文愛好，剛好也曾在升大學前的暑假造訪尼泊爾參加志工團，我對他莫名出現一份遲來的共感，愈透過閱讀文字接近他的內心世界，便愈惋惜於如此熱切感受著生命、愛著世界的靈魂，卻被迫停在19歲未滿年紀的事實。
然而儘管年紀輕，劉宸君已累積繁多的書寫，我一邊想著他若擁有更多時間，該能創造出什麼樣精彩的作品？一邊望向渾渾噩噩漂浮於都市生活的自己，覺得相形見絀。而落差產生動力，我彷彿明白了身為劉宸君摯友的導演羅苡珊，這些年持續創作產出是靠什麼支撐著。
個人認為，《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加上《雪水消融的季節》，才算完整構成了這個創作行動，兩者缺一不可，但各自的目的及主角不同，書是為了彌補劉宸君太早離世的遺憾，令世人知悉他敏銳細膩的好文采；紀錄片則是屬於羅苡珊的——她曾和聖岳、宸君兩名摯友約定好在尼泊爾會合，因先前於印度獨旅時患上瘧疾，回國治療後，評估身體狀況決定放棄，反而意外逃過死劫 ，卻也永遠與宸君告別。
從事件發生、誕生拍攝計劃、完成階段性成果、籌資、後製、跑國內外影展到上院線，這趟旅程走了7年，就內容及敘事口吻來檢視，紀錄片可分為前後兩半，且兩段長度大略相當－－前半從受困事件至疫情爆發前約3年左右，中間經歷2018年推出以聖岳為主角的階段性短片，並獲得新北市紀錄片獎（註1.） ，與此同時羅苡珊也與親友一起編篡、出版宸君的文集；後半則是得到補助及國際投資後的尼泊爾拍攝計畫，羅苡珊本欲和梁聖岳一同返回事發山谷，成行前聖岳卻改變心意，羅苡珊只好帶著擴增的工作團隊前往，造成影片風格大轉彎。
前半多零碎畫面，器材使用處處可見生澀樸素感，且鏡頭大部分時間對準聖岳，卻訪談不出個所以然，我會歸咎於數種原因－－拍攝者與被攝者太過熟悉，導致被攝者對訪談無法認真，或對紀錄片拍攝本身缺乏共識；拍攝者訪問技巧拿捏得不夠熟練；被攝者不是擅於利用言語表達感受及想法的類型......
然而，若去讀《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便會發現宸君字裏行間描述的聖岳是十分細膩、詩意、敏銳且特別的，和羅苡珊鏡頭捕捉到的大而化之、緊閉心房的形象很不同。或許，可理解為經歷山難後，聖岳整個人的根本產生了質變，儘管仍健康地活著，卻有一部分已永遠留在山上，而那份經驗切開了梁聖岳和羅苡珊，確切來說，是切開了曾一起受困的宸君聖岳，與外面的世界。
無奈兩人共有的經驗，如今只剩聖岳一人能發聲，於是難以傾訴的孤寂和「獨活」帶來的罪咎感，讓他只能以表面的坦然來掩飾，用「既然（傷痛）永遠面對不完，乾脆讓它過去」等言詞帶過。
電影前半段，羅苡珊自己時常入鏡
向聖岳「失敗的靠近」，某種程度上讓羅苡珊更加確信她的追尋，她必須親臨山洞，以肉身體驗受困，彷彿這樣才能跨進宸君及聖岳構築出的界線；另外，事發前她的一個小念頭也是觸發點，這念頭埋藏片中，僅輕輕帶過，我二刷時才發現它的重要性－－羅苡珊訪談和宸君的共同朋友，對方表示不意外宸君有天會死在山上，但實在比預期中早太多了，並隨口提及羅苡珊曾說羨慕宸君想死在山上的想法，羅苡珊本人卻忘了，於是她翻出自己2016年的社群貼文，蒼白靜默地在畫面上確認「ㄌ說她想死在山上，我好羨慕。」（ㄌ代稱劉）
她曾欽羨宸君和聖岳不屈服於主流社會眼光的自由不羈，每次睽違許久的接觸，都令她拓展視野，並意識到自己的平凡及怯懦。青春之時出於不甘，脫口而出對死亡的憧憬，不免帶著天真浪漫色彩，然而當悲劇真的發生，死亡壓在肩上，才發現它重得讓人喘不過氣，這種狀態下，我們還可輕易地說「羨慕」嗎？
所以，羅苡珊獨自的尼泊爾行，既是為了履行當初因病未成的約定，也是回到現場以靠近聖岳的嘗試，更是對自己年少狂妄之言的贖罪。
若電影前半蘊含「活下來的人要負責把故事說出去」的使命感，加上這層「贖罪」的解讀，便更可將後半的大轉彎詮釋為「羅苡珊為了自己而說」。
即使她或許心底明白，儘管再怎麼努力，也無法真正感同身受受困的體感，但她必須那麼做、必須前往事發地點，才能走出摯友離開後就一直困住自己的內心的山洞。
本片蘊含大量主觀鏡頭，帶領觀者一同細細凝視山
電影的前半，鏡頭時不時會對向羅苡珊自己，紀錄她與聖岳的相處，還有登山扎營、蒐集搜救畫面、整理宸君遺留舊物等日常片段，也包含在家做功課，進行標註時間軸及地圖等規劃紀錄片的工作，並穿插她與宸君過往的照片。
到電影後半， 羅苡珊的臉不見了，隨著獨旅展開，鏡頭化為主觀視角，觀眾好像透過她的眼睛一同經歷這段旅程，一起搭機離開家鄉，進入外國陌生的環境，搖晃的手持攝影搭配負重爬山的呼吸聲，氛圍更加沈默且凝重。
大段旅行畫面後，羅苡珊再次出現在鏡頭前，即是抵達事發洞穴時，她架設好攝影機，用長鏡頭紀錄自己脫下鞋子、小心翼翼爬入不斷有潺潺流水流出的濕滑洞穴的所有過程，並儀式性地將宸君留下的手稿、已出版的書，以及附近村民保留下她遺留的鞋子的、水壺和指北針，陳列在洞外石地上。
這顆定鏡持續到羅苡珊沒入洞穴陰影處時才被剪開，接著，主觀視角又出現，我們跟隨她細細地掃過洞穴內的細節，並隱約發現疑似當初宸君留下的手套碎片，羅苡珊透過旁白自陳她「放棄」的決定－－儘管意圖體驗受困而準備了過夜裝備，處在現場一陣子後，她卻無法繼續待在洞裡了。
然後，畫外音傳來，搭配戲劇重演（註2.）手法出現的，是宸君當年真正最後日子寫下的內容（沒有收錄在《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中），虛弱身體留下的凌亂字跡，並不如他其他作品那麼詩意動人，或像受困初期所寫那封＜致苡珊＞訣別書那麼鏗鏘有力，講述的盡是生活中的瑣事，例如就讀曉明女中時的點滴、對熱食部早餐的記憶......當散逸的思緒拉回，剪接再次回到先前被割裂的長鏡頭，羅苡珊從洞穴陰影中走出，下山，神奇般地遇到村民葬禮祭儀，藉此好好送走亡友，並放下重擔，結束這段因不如預期而「失敗」，卻也因肯認自己能力之極限而「成功」的追尋。
電影開場是搖晃的主觀登山畫面，羅苡珊僅用不到5分鐘時間安插搜救通話畫外音，快速爬梳事件脈絡，定調電影的主軸是事件「之後」的人們如何因應，而非事件本身；而開放式的結尾，則遙遙呼應開場主觀鏡頭，展現出山的包容性－－不管是紀錄片所能達成的限制、創作者追求圓滿結局的徒勞無功，或意圖求生的失敗，山都通通接納，山永遠都在那裡，無論如何都還有山。
羅苡珊循著劉宸君拍攝的旅行照，走過他走過的路
我確實從《雪水消融的季節》中感受到羅苡珊做為電影創作者的靈光，就算有重大事件及情緒濃度加成，讓她以近乎必須藉由影像才能獲得救贖的虔誠姿態沈浸其中，展現「我必須拍」、「這個故事只有我能說」之決心，而整體觀賞下來，卻不會覺得影片太過自溺，我反倒從上文分析的敘事轉向、鏡位和剪輯安排，以及「自己該位於作品中的何種位置」之選擇，看見了清晰的「創作者意識」。
雖然並非科班出生，影片仍具備創作者賞析過夠多作品才能累積出的美感底蘊，並可從中看到創作者經長期發展，參加工作坊碰撞、討論，深思熟慮後得出的敘事切入點及結構方法，所以我確實會期待她繼續進行創作，但同時也擔心，下一部片要從何而來？如果第一部片就有如此戲劇化的背景及強烈的創作驅動力，那該有怎樣的情境與故事，才能觸動她再次拾起攝影機？還是長年以紀錄片追尋亡友，終於拍完對她而言是種解脫？任務達成了，還有必要繼續拍嗎？
翻閱羅苡珊在《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寫的後記＜無盡回家＞，便明白光是整理、出版，將宸君那些可能不成熟、未臻完整，或創作之時根本無意寫給他人閱讀的文字公諸於世，都經過萬分的糾結及自我懷疑。
宸君受困時致信苡珊，提醒她記得要去愛人，並於遺書中引用梭羅之話「野性蘊藏著世界的救贖」，因此羅苡珊將「愛」與「野性」拉出，為宸君的人生信仰下標，然而編輯此書卻冒著毀掉愛與野性的風險，原因在於若鉅細靡遺地探究、窮盡各種方式留下宸君曾活著的證明，是為了回應「公眾的記憶責任」，那過程勢必得戰勝她身邊親友私密的痛楚，並造成許多眼淚及傷害，這違反了「愛與野性」之真諦。
所以，出版本書需要比愛更重要的理由，羅苡珊找到牽連兩人的意志，那便是「對文學的相信」，出版此書從此不再奠基於友誼的私己之愛，而是將宸君視為一位創作者的疏離之愛，最後，團隊將劉宸君定位為「新人作家」，而非用「遺作」的慣習及邏輯編纂書籍。
從上述的思量，可看出羅苡珊非常小心翼翼，害怕自己太自作主張地為摯友做決定。所以儘管《雪水消融的季節》就處女作而言十分成功，於國內外影展獲得注目，還獲得金馬獎提名，但羅苡珊壓根沒有想將宸君離世的悲劇化為個人創作養分，我甚至會臆測，她或許不願自己從這部片獲得太多矚目及名聲，這造成了我希望本片被更多人看見，卻又擔心它後續效應的矛盾情結。
註1：創作歷程資訊主要參照專訪＜抵達現場，把故事說給世界 ——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製片陳詠雙＞，作者劉佳旻
註2：關於宸君的性別認同，以及與聖岳的關係，也是本片欲探討的主題之一，導演選擇以演員重現高中宸君形象，並令他穿梭森林中，搭配高中時期素材呈現；更多這方面討論詳見專訪＜說故事的日子，與積雪消融的那一天──專訪《雪水消融的季節》導演羅苡珊＞，作者翁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