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燼》故事的概念關鍵字,是「模糊」。電影敘事線分為:在白色恐怖時期,共同參與迫害,依附在邪惡的巨大團塊旁的邊角料;若干年後,回頭探求真相,卻在追尋途中模糊了人心與人性之道德底線,同時是過去的受害者遺屬、也是現在的加害者;以及看似是局外人,但在破案過程中,同樣立場飄忽的警察。
以此構成的黑色警匪片,於焉展開。而一切敘事皆指向「模糊」本身,是為善與作惡就在一線之隔,是經歷過的人無法言說遂只得模糊帶過,是未曾經歷過的人終將只能在一片模糊中尋找真相。而在索要與償還之間,另一道命題則是「時間」──時間能帶來的將是知道或不知道悔悟,可以或不可以釋懷。《餘燼》意圖透過各式符號的鋪排和堆疊,來證成立場,探討模糊本質,但可惜的是,只停留在表層的探問與尋找。這也是作品本身,即使有了一眾演員的精煉演出,依然模糊的緣由。
片中唯一令人饒富興致的,只有張震和王柏傑在破棄房舍中為己身立場的肉搏,與莫子儀和金士傑在自由與受困之處的立場對話。前者以狀似相撲的姿態,透過角色的一進一退,明示其身為警察與犯罪者/消極的局外人與積極的局外人之立場的逐漸換位,在符號服務作品的同時,總算看到演員超越其表徵的功能,因著自身演技的紮實訓練,而能夠脫離符號/角色本身,也不再為自己的藝名與角色名字極其相似這樣的無聊幽默,而自困。
後者則以困與被困、明與暗,同樣明示金士傑作為曾經禁錮他人之自由者,如今肉體被囚於現在,精神則被困在過去,與莫子儀從肉體到精神皆被留在幼年的狀態;二人同樣在過去和現在的明處、暗處裡形成換位與交疊,這樣的設定雖頗有杜琪峯拍《鎗火》、《PTU》時的氣味,但在角色刻畫、場面調度、光影運用上,鍾孟宏再次將對符號的依戀置於最前方,不顧一眾演技超群的演員,如何只成了與角色名字相像的棋子,說著只流於表面的對話。
而說到這裡,我們甚至不忍心提起在片中召喚無數臺灣觀眾記憶的許瑋甯,又在河堤談起戀愛,又在天臺許下承諾,從照顧邱澤的爸爸,變成照顧張震的媽媽,到最後成為那種會在日本綜藝節目上出現的,站在高校天臺對著群眾吶喊:「只要你願意說,我隨時都願意聽!」的蒼白模樣,是何其模糊且不具備意義。
回到電影類型本身,本片以循線追兇的敘事構成,片頭的黑白方框畫面帶出一對母子(莫子凡與其母,由黃瀞怡、鄒暟澐飾演)前去認屍,丈夫/父親的缺席便是整部片的啟動點。電影主幹暴力地開展,指向白色恐怖時期,無數人如團塊般被堆疊、無名且無聲地死亡;後再以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屬之死(片中由李銘忠所飾演的,同樣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失去父親的受難者遺屬之一。)當作電影中段的高潮。其共同指向的,便是在歷史發生當刻,以及往後回頭理解歷史時,無論是受難者或其遺族,面對眼前的「缺席」,無論時間過去多久,都是同樣一團模糊的臉孔。
由莫子儀、李銘忠所飾演的受難者遺屬,在長大後找上當年曾經參與拷問、刑求、殺害受難者的加害者們,嘗試以「復仇」來為當年的傷害進行「轉型」或「修復」,且試圖與自我「和解」。電影看似模糊化了正義/非正義的邊界,促使受難者遺屬成爲加害者的模樣,並且描繪出曾經年輕氣盛的劊子手,如今是何般鬢髮皤然、垂垂老矣的將死形象,由此粗暴地將兩者的形象與立場換位,並且二元化,使致電影末段的「和解」,依然只能再次召喚已死之人的魂魄,來完成自身的想像,並且去到陽光普照的湖畔,養著一條金黃色大狗,讀詩般地朗誦一封沒有收件人的文青式遺書。
另一條劇情線由張震帶領,從追查 2006 年的市場殺人案,一路追溯回到五十年前共諜案的警隊,同樣是在追求真相的過程中,模糊了警察制服所代表的律法、權力意義,並在盛怒之下扣下板機,接著同樣被要求寫下另一份「自白書」來為己辯護,同樣都是膚淺地操弄「模糊」的概念。
問題就在這裡。當時間橫跨半世紀,在無數滅頂之人的屍塊裡,我們充其量只能在滿滿的符號裡,看見極其溫情但也流於表層的理解,彷彿人類聽見遙遠森林裡傳來無名獸類的死去,因而泛起了人皆有的惻隱之心。但是,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可仁義禮智皆非由外鑠。
一旦電影已經藉由「模糊」二字為人性本真下註,整部片子從裡到外的裝飾,都將缺乏思量且過分曖昧。是以,人性應是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因此,無論是創作者,或是身為觀眾的我們,身處在相對和平的時代,倘若想要透過電影去理解當年,我們需要的也就不再只是溫情主義式的自我(自以為)和解,而是得經歷過一次澈底的、震撼的,攸關當年歷史以及其後該如何達到真正的轉型與修復的教育。
也或許是因為,電影似乎什麼都提了,李銘忠、莫子儀被開了幾槍之後也忠烈無悔,以及片尾字卡上了當年白色恐怖的許多歷史真相尚待解密云云,使致整部片的另一文眼「復仇」就像是有心獻祭、純粹服務於作品的,偽善且野蠻的賦權,更是將探問歷史的終極意義,以應報、未報、待報⋯⋯等,在在諷刺著面對歷史真相時,總是面臨的困境。
當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且仁義禮智,皆非由外鑠──由此我們可以劃分出幾個討論:角色本身、選擇本身、電影本身、歷史本身。
片中所有的角色皆以一種溫情主義的不慍不火,朗誦著尷尬對白,並且佯裝成自己並無選擇(或喃喃自己已經做得足夠好了),卻無法正視自身身分絕非只有一個,絕非只是單純的加害者、被國家脅迫的加害者、受害者遺屬、被過去壓迫的受害者,又將仁義禮智等人性本真的存在化約成被囚禁仍泰然自若,被追捕仍無怨無悔⋯⋯這樣的膚淺表徵,為的也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自發性捨棄身為人的能動性,再次回到一種團塊狀態。
失去了人的能動性,人又該如何做出正確的選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一部分地認為二戰期間滅絕尤太人種族滅絕計劃「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的推行者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並不是反尤主義者,更絕非是納粹狂熱分子,他的一切行為並不是「個人行動」,而是「國家行為」,也就是說,艾希曼「僅僅」只是遵從了當時的政策,決定成為一個聽命於政府,失去自我思考與判斷能力的公務員。
在面對如此龐大的事件時,我們應當做的絕非是找到一枚體系下的螺絲釘來為整場濫殺負責,而是對其背後暗湧的,脫離現實與倫常的人性進行思辨。也因此,談回電影本身,當我們意圖透過創作,自發性地爬梳真相(且同時將創作中的角色設計成一群尋找真相的人),倘若此時,依然落入自身框架的窠臼,停留在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暴力思考,使致一切待實踐的非暴力溝通與歷史創傷療癒,都在幾聲槍響後煙消雲散,卻還沾沾自喜於自己再次完成了一部導演電影,或是在觀影過程中落下了幾滴動人的眼淚時,我們也都同樣成為平庸卻邪惡的團塊。
《餘燼》著實不乏動人的橋段,但在背後存在著一種巨大且危險的幻想:當所有的角色,所有的創作者,所有的觀看者,都是溫良恭儉讓,成為了更大一團的無思考性的團塊,通通服膺於導演自身對於進步價值的淺薄想像,彷彿在溫暖的原諒之後,導演、電影、社會也都真正地前往生命的下一步──這依然是作品自身的錯誤框架與思想誤區。而我們真的需要這樣虛浮的電影嗎?觀眾真的只能透過如此表面的陳述,才能思考白色恐怖歷史之於當今的重要性嗎?
即使這篇文章並不討好,可我著實懇切地希望,在此作擁有極大聲量的同時,我們更應放緩腳步,回望那一段不只是過去的「歷史」,而是所有人都應當面對的,依然模糊的餘孽。
劇照提供/牽猴子
責任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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