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在法國出版。這部代表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巨著，深刻剖析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被邊緣化為「他者」的處境，成為所謂的「第二性」。波娃以挑戰本質主義為宗旨，批判傳統女性主義與反女性主義觀念，提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她主張，女性並不存在一種天生注定的本質或命運，而是受到社會建構的影響。
儘管女性本質上與男性一樣自由而獨立，但她們在現實中卻被壓迫，淪為「他者」。波娃強調，透過存在主義的視角，女性應誠實面對自身處境，勇敢作出選擇，主動改變命運，從而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她認為，女性不僅能打破社會賦予的限制，還可以積極參與塑造原本由男性主導的世界。
波娃指出，工業革命以來，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勞動，成為女性解放的重要契機。然而，這也揭示了女性的根本問題：如何在生育角色與生產角色之間取得平衡。波娃自身便以實踐踐行她的主張。21歲時，她與伴侶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達成共識，拒絕婚姻與生育子女。她認為，生育長期以來讓女性淪為奴役狀態，妨礙她們參與塑造世界。當時的法國禁止避孕器具的銷售與宣傳，自主墮胎的權利更是在世界範圍內鮮少被承認。而宗教勢力則極力反對墮胎，甚至主張在母嬰生命取捨之間應犧牲母親。然而，非法墮胎在法國普遍存在，數量幾乎與分娩持平。波娃堅信，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女性終將掌控自己的身體。
波娃認為，改善女性處境有賴於兩個關鍵因素：一是擺脫生殖的束縛，透過科技手段掌握生育權；二是參與社會生產，突破家庭的禁錮。然而，即使女性在勞動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其社會與政治地位依然不足。在當時的法國法律中，丈夫仍是家庭的主宰。雖然已婚女性的法律地位較戰前有所改善，但1942年的法條仍充滿矛盾：「已婚女性享有完整的法律權利，但這些權利受婚姻契約及法律限制。」這表明真正的性別平等尚未實現。
戰後成立的聯合國開始倡導兩性平等，並敦促各國落實相關措施。在波娃看來，這是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女性逐漸獲得融入傳統男性主導社會的機會，但舊有的傳統依然強勢支配她們的實際處境。與此同時，新文明的雛形才剛剛顯現。
儘管女性看似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主流意識形態仍然固守千百年來的「女性神話」：女性的天職、本分、氣質及生理決定論等，這些觀念在無形中束縛了女性，使她們在選擇時猶豫，甚至退縮。
波娃認為，這一時期需要對傳統觀念進行全面反思，以適應新時代女性的需求。單一議題的婦女運動（如爭取投票權）已不足以應對複雜的現實挑戰。而揭開婚姻與母職的神聖面具，揭露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父權謊言，更需要如波娃這樣執著於知識、勇敢反抗命運的女性。她選擇不婚、不育，與沙特關係親密卻獨立存在，以個人實踐為女性解放樹立了榜樣，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西蒙．波娃本人、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都成了一種象徵；象徵著即使是一個女人，也可能突破所有的阻礙，衝破習俗與偏見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願過這一生。」
女性可以突破既有的框架，重新定義自身存在，並在塑造世界的過程中獲得真正的平等。她的思想與行動啟發後世，成為女性追求自由與平權的重要里程碑，對當今社會依然具有深遠意義。
資料參考 : 《第二性》、the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