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機構因為業務費被砍就必須要砍掉一些乞丐,而少了這些乞丐這個單位的業務就無法推行,那麼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拿人事費的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來說說拿人事費的人吧。若干年前的2012年,當馬佳氏英九在假裝推動廉政時,一位領業務費的朋友告訴我,該單位對於影印費的習慣是以一報四,但他那位拿人事費的老闆的習慣是以一報四十,而且相關報賬程序都是由領業務費的人負責,所以他很擔心被抓進去。所幸(或不幸),馬佳氏英九除了作秀什麼也不會,所以那位領業務費的朋友及那位領人事費的老闆現在都發大財了。
儘管這些體制內的人,無論領的是什麼費,都發了大財。但剛查了某百科,裡面提到了上一段提到的那起事件,因為「檢調單位的偵辦方法,讓許多教授害怕冤獄、或因為被收押而失去學術生命」,所以某國因此趁虛而入。換而言之,調查這些虛報的發票是某國同路人的「賣國」陰謀。(剛好馬佳氏英九也是「賣國黨」的一員。)因此,這位朋友和那位老闆這幾天也正在忙著控訴「賣國黨」砍業務費是意圖使機關停擺以利某國侵略。
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不利「愛國黨」施政的,立即認定是「賣國黨」和某國勾結,已經成了這伙人的慣性。這令我想到一句歌詞:「我們在貴州的大巴車上別有用心,我們在烏魯木齊的大火裡破壞穩定。」雖然說的是「愛國黨」最痛恨的某國,但這些「愛國黨」和他們聲稱最痛恨的那個國、那個黨好像沒什麼區別。
說到這,我已經可以聽到他們的罐頭回覆了。罐頭一,「我們有民主」──但民主是制度性的東西,和心態不是一個維度的概念。罐頭二,「如果我們是綠共,為什麼你還沒被抓」──傅斯年(一說是羅家倫)掌摑毛澤東不也沒被抓?並不是毛澤東實施民主,而是他被打的時候還沒建立起能夠抓人的體制而已。正如「愛國黨」最喜歡說的,等到什麼什麼的時候,要把「賣國黨」都吊路燈。
有位洋大人曾經曰過:「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遮羞布。」可悲的是,「愛國黨」不但不覺得它是遮羞布,甚至還覺得它是時裝,比巴黎或米蘭展出的那些都還要好。好吧,等到所有人都以它為首要、而以其他價值為次要之時,民主也就終結了。不過那位拿業務費的朋友和拿人事費的老闆應該不會介意的──不要發怪聲的人,是「愛國黨」和「賣國黨」難得的共識。
附帶一提:「賣國黨」的柯黨魁也是2012年那起案件被偵辦的人之一,當年「愛國黨」火力全開為他辯護,現在不知道「愛國黨」的態度又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