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千里迢迢,從雪梨 (Sydney )飛到了蘇黎世(Zurich),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真的很累。為了調整時差,避免昏沉沉的腦袋談不了正經事,先在機場附近的飯店住一個晚上,隔天再飛往瑞士南部, 位於阿爾卑斯山腳的名城盧加諾 (Lugano)。我在舊東家服務十七年的最後一趟歐洲出差, 為了轉機飛回亞洲,也在這個飯店待過一個晚上。這已經事隔近五年了。
那一趟旅行,是去當時執行長位於義大利北部科莫湖 ( Lake Como)的別墅見面。他把我和新加坡總經理找去,討論我提出辭呈事件的對策,其中,包含想要把我倆的職務對調。只是,在嘗試慰留未果之後,他當著我們兩人面前,提出了讓我考慮收購公司的澳洲經銷商構想,然後互道珍重。
短短幾年後,物換星移,我以經銷商企業主的身份,也是老朋友的立場,想再去他的義大利的私人別墅拜訪。同樣的行程再走一次,只是旅行的目的大不相同。老先生的欣然接受到訪,對我而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他真的很念舊情,我才能夠這麼快就如願的成行了。憂的是,我心裡是帶著一個大目的而來,如何歡喜敘舊,又能和盤托出,且不顯得蹩腳,我怕得好好想清楚,免得弄巧成拙。為了很快順利見上一面,避免節外生枝,事前我並沒有預先告知拜訪敘舊以外的用意。
話說我這麼急就跑去歐洲,其實是在和時間賽跑。我已經下定決心,要拋開這幾年的自我約束,在最糟的情勢還未出現前,必須奮力一搏。否則,萬一木已成舟,成了事實,到時想要翻轉現況,怕為時已晚。
也許新加坡方面還在考慮如何把這次的極端計畫化為行動,或是推估後續情勢發展的因應之道,但我已經搶先踏上飛往歐洲的航班,想以最快速度釐清原廠真正的政策基調。
就當時的情勢判斷,我若是什麼事都不做,坐以待斃,那才是最下策。換句話說,即便新加坡很快發覺我繞過他們,直接去找他們總部的高層求救,情況也不會再更糟了。我的嘗試只會帶來機會,或白忙一陣,這就是我下定決心走那一趟的主要考量。
我對老執行長撒了個謊,說我在歐洲國家旅遊,想轉過去看看他。他當時已擔任集團主席四年多了,大部份的時間都會待在他的湖邊別墅,在他的專設書房中指揮集團的各國投資。我因此循著前一次的反方向,從蘇黎世機場轉飛瑞士國內航班到盧加諾。
他在科莫湖畔的別墅距離盧加諾機場大約四十公里,他不讓我自己搭計程車前往,堅持來接機。當時機場規模還小,抵達後,旅客是步行走下機腹舷梯。才走出機門,不遠處的管制區圍籬外側,就看見他在對著飛機揮手。他原來還摻著金髮的頭已經全白了,身形也比最後見面時瘦削許多,他更老了。
上次見面時,他是大老闆。如今再見,我就當他是二十年的老友,是很開心的重逢。車子離開了市區,不久就進了義大利國境。放眼道路兩旁的建築物,全是地中海型的房舍,山丘錯落著橄欖園,又是風和日麗的午後時間,是令人愉悅的義大利風情。接近湖區,公路變得蜿蜒曲折,一邊是山壁,另一邊可以看到湛藍的湖水,視野遼闊,風景真美。
他悠哉的開著車,問了我家小在澳洲的生活狀況。很快的就觸及了生意方面的話題。他問:
「當老闆不錯吧,聽說你和那群澳洲人處得很好。」
我心裏想,他從哪裡聽說我的近況?我和那一群「澳洲惡人」是不是一丘之貉了?我心裏真的納悶,他到底聽說了多少紐澳有關的負面消息?我當然不能開口問,也只能笑著回答:
「是啊!他們都很專業,也很盡責。你看,我這不就在到處遊玩,像你一樣的享受生活。都虧了他們了。」
我住的飯店和以前的幾次是同一家,距離他住的地方不過是五分鐘車程。他放我自己辦理入住,休息之前,簡要的說了這兩天的節目安排。大略是兩家餐廳,一場高爾夫球,一個灌木林散步,以及逛逛他喜歡的特色在地咖啡廳。總之,我們都已經不是昔日的工作狂職場人士,他的認知,我是趁歐洲渡假,順便來訪友的。
來歐洲求援的旅行計劃,就像政治場域的「渡假外交」一樣,能近距離相處,任務就算是執行了過半。接下來兩天,時程是鬆散的,但是和老先生的見面會有幾個不同的場合。我必須維持渡假的樣子,裝也要裝得像。
問題是什麼時候才是合適的時間點?我又該如何詳細陳述完整的想法?重點是,我的所有說法,必須是善意的忠告,也一定是為了要「雙贏」,而不是來「求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