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導演早已是傳奇人物，而 2025 年他又再添一樁傳奇戰績，榮獲美國電影工會「終身成就獎」，該獎項設立的 88 年以來，僅有 36 位導演獲得，李安不僅成為其中之一，更是台灣第一人。 從「龍困淺灘」到「飛龍在天」，李安的戲劇性轉折人生，堪稱最佳的勵志故事。
在一場座談會上，一位自稱成長經歷與李安相似的私立大學學生發問。他坦言，許多事情似乎都未達預期，讓他覺得自己像個失敗者。他問道：「您曾在大學聯考落榜兩次，即使後來考上藝專，擔任校長的父親仍試圖說服您重考，不太贊成您學戲劇。您是如何調適這種困頓的心理？」
李安回應：「失敗與挫折是人生的試煉，但若過多，便容易形成一種模式與慣性思考。人生命運的轉折，往往取決於關鍵時刻的抉擇。」他鼓勵這位年輕人，要學會克服失敗的情緒，當感到沮喪時，應抽離當下情境，思考如何朝成功的方向前進。
回憶自己拍攝第一部電影時，李安說，他選擇與紐約獨立製片人詹姆士．夏慕斯合作，對方幫助他控制預算，使他得以用40萬美金完成《推手》。之後，每一部作品，他都精選能讓自己動心的故事，才能一路走到今天。李安的父親出身大陸江西大戶人家，來台後擔任台南兩所明星高中的校長，對他期望極深。李安形容，父親並非不喜歡藝術，而是對電影圈某些人的行為有所顧慮。即使李安日後獲得奧斯卡獎，父親仍不認為自己當初的堅持是錯的，依舊希望他能到大學任教。
「如果用佛洛伊德的弒父理論來分析，只有父親倒下來，兒子才能站起來。但我不希望父親倒下，因為害怕，也不想與他衝突，只能選擇遠離。」李安坦言，他的壓抑性格，直到離開台南、離開台灣後，才得到解放，冒險精神也因此找到了出口。
在完成華語片「父親三部曲」後，李安前往英國，執導經典文學改編電影《理性與感性》，並陸續拍攝美國西部60年代同性戀題材的《斷背山》。國際媒體曾好奇詢問：深受東方儒家文化薰陶的他，為何能夠拍攝文化跨度如此之大的電影？
「拍別人的文化比較容易，因為有距離感。反而拍《色，戒》時最要命，因為這部片讓我不得不直視自己文化中最糾結的部分，檢視它、解析它，非常難受。」
李安將自己對東西方文化的理解，歸因於成長環境。台灣這座小島，數百年來受外來文化影響深遠，他從小愛看好萊塢與香港電影，文化融合與衝突早已深植於他的思想中。
「中國文化講求和諧、融合，西方戲劇則是衝突——那壺不開提那壺。我是外省第二代，在美國是外國人，回大陸是台胞，一輩子都是外人。這既是身不由己，也是一種選擇，使我始終處於文化衝突之中。」
談及拍攝西方電影的挑戰，李安坦言，拍《理性與感性》時，他的英語仍不流利，而片中演員如愛瑪．湯普遜、休．葛蘭，皆是牛津、劍橋畢業，或是莎士比亞劇團的資深演員。他自嘲：「當時我想為台灣和亞洲爭光，肩上壓力巨大。」
然而，他巧妙運用中國「寓情於景」的敘事手法，讓演員與自然環境產生呼應，成功拍出詩意般的精緻畫面，使所有人心悅誠服。《理性與感性》最終讓李安二度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並被英國影藝學會譽為「電影史上東方人詮釋西方的經典佳作」。
拍攝第九部作品《斷背山》，並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後，李安才真正肯定自己：「我也不謙虛了，我拍電影還不錯。」然而，當他回到熟悉的文化圈，挑戰尺度最大的《色，戒》，焦慮感再次襲來。
「這部片觸及我心中最害怕的地方，好像是民族共業。雖然題材大逆不道，但對抗戰時代的情感與使命感讓我無法迴避。如果我不拍，下一代更無法感受那個時代的氛圍。」
李安22年的創作生涯，片型多元，文藝、科幻、戰爭、武俠皆游刃有餘。他如何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取得平衡？
「我沒有標準答案。若拍電影有公式，那就不會賠錢了。我選擇的題材都是讓我動心的，我希望觀眾也能被打動。」
李安坦言，儘管他的許多作品叫好又叫座，仍有票房未達預期的作品，如《與魔鬼共騎》與《綠巨人》。當影迷問他：「為何選擇從南軍、輸家視角發想故事？」他笑說：「我對輸家特別有共鳴，因為我們家也是從大陸輸到台灣，台灣在國際社會是弱勢，而我到了美國仍是弱勢。」
談到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李安認為，電影是高風險行業，吸引投資者的關鍵在於保障其信心。例如美國紐約州提供高額拍片減稅，促使當地電影產業蓬勃發展。台灣若能跟進，或許能吸引更多國際製片來台。
拍攝《少年Pi的奇幻漂流》時，他決定以3D技術呈現，當時《阿凡達》尚未問世，「既然好萊塢也沒經驗，不如就在台灣開創先河。」最終，150名全球頂尖技術人才匯聚台灣，歷時九個月拍攝，成就了這部非凡之作。「我相信有另一股力量，命中注定要讓我做這件事。這是感性中對未知的理解，是虛幻的信仰，也是冥冥之中的神助。我只是為藝術服務的公僕。」
如今，李安已獲兩座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兩座柏林影展金熊獎、兩座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成就彪炳國際影史。他說，參加影展與競逐奧斯卡雖然辛苦，但最大的動力，是希望能站上舞台，向世界感謝台灣。
「我最好的東西，都在電影裡。」
資料參考 : GQ Taiwan、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