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美股投資分享深入剖析了突襲式中間財關稅如何撼動全球供應鏈並重塑產業流程,進而引發AAPL與TSLA等龍頭股的劇烈波動。這場成本轉嫁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旦關稅提升,上游製造商的成本壓力便一路向下傳導,最終反映在終端品牌與市場情緒的反覆震盪之中。
同時,美國正與逾九十個夥伴國同步展開貿易談判,這不僅要逐條審核所有進口品項,還要為每個產品類別協商關稅,並涵蓋非關稅壁壘、原產地規則、智慧財產權、勞動與環保標準,乃至電商法規、政府採購與國家安全等複雜議題。平均而言,從談判啟動到簽署至少需要十八個月,真正落實更可能花費數年時間,可見「一夜之間」解決關稅衝擊,顯然不切實際。
在市場焦急等待這場『貿易重置』的大板塊移動衝擊的同時,『供應鏈壓力』如新冠時期重現,不僅可能在數周內造成店面貨源短缺,也推高了物價走揚,觀光人潮亦因此減緩。龐大的中小企業群—缺乏足夠的現金周轉,勢必面臨訂單取消、資金鏈斷裂的窘境,恐將拖累整體 GDP。
在這樣的多重挑戰下,美國經濟進入一個十字路口:倘若政府能在與加拿大、墨西哥先行達成零關稅共識,並分段緩降對中國大宗商品關稅,不僅可緩解短期供應鏈瓶頸,更能為美國中小企業員工贏得喘息空間;否則,衰退風險將如影隨形。
Source: PIEE(Freund and McDaniel), Apollo Chief, Economist
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從「啟動談判」到「簽署協議」平均需時 18 個月(綠色柱),而要把協議「全面落實」則需平均 45 個月(藍色柱)。
不同國家之間差異頗大,貿易條款從討論到真正生效往往是一條漫長且充滿反覆協商的道路。
回到昨天的文章:關稅 2.0 的供應鏈危機:突襲稅率、沉沒成本與不完備合約的三重夾擊(美股投資分享),「中間財突發性關稅」就等於對缺乏彈性的小微企業潑冰水,無法仰賴快速的貿易協議來緩解成本衝擊。
正因為要逐項審核進口清單、談非關稅壁壘、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等一大串細節,短期內根本不可能用「新協議」抵銷關稅上升帶來的供應鏈瓶頸。換言之,在協議落地前的這段長期空窗期,正是整體經濟、尤其是依賴全球供應鏈的小微企業、最脆弱的關鍵時刻。
如果關稅短期一舉拉高至 18-27%,那對長久以來仰賴美國穩定貿易體系的中小企業而言,無異於當頭棒喝。
在過去十多年裡,美國私部門固定資本支出(綠線)一路從約2.5兆美元攀升至逾5兆美元,而同期標普 500 大企業的資本開支(藍線)卻僅維持在不到1兆美元的水準。
中小企業在支撐美國整體投資動能上的關鍵角色,也說明一旦這群企業因高額關稅或供應鏈擾動捉襟見肘,整體經濟投資與成長就可能面臨嚴重瓶頸。
回到先前關於關稅貿易重置衝擊,中小企業由於缺乏足夠的營運資金,一旦被迫承擔突如其來的高關稅,極可能縮減機器汰舊、廠房擴張等必要投資。中小企業不緊緊關聯美國就業市場的大軍,更是資本支出的主力,關稅政策都將在18個月內難以獲得新貿易協議的紓解,進而將拖累整體資本形成與經濟活力。
自2010年至2025年1月,分別展示員工人數1–49人(淺藍線)、50–499人(深藍線)與500人以上(綠線)的就業變化。1–49人與50–499人企業合計提供超過1.1億個就業機會,遠遠超過500人以上大企業的約2500萬人崗位;凸顯小型與中型企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扮演的主體角色。疫情期間(2020年初)三條曲線均出現急劇下挫,隨後才逐步回升,反映出中小微企業對外部衝擊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復甦的緩慢。
既然這些規模較小的企業不僅主導固定資本投資,也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就業責任,那麼一旦關稅或供應鏈瓶頸急遽惡化,他們缺乏緩衝資金與談判空間,就業與投資活動都將首當其衝,進而牽動整體經濟
回顧 2018 年中美貿易戰時,美國平均關稅從 2% 上調至 3%,那段期間的 GDP 成長率直接下修了 0.25% 至 0.7%;倘若此次關稅率從 3% 直升至 18%,即使只按最低影響估算,2025 年 GDP 衰退幅度也可能逼近 4 個百分點,更別提因消費者與企業不確定性急遽上升而衍生的非線性衝擊。如此大規模的關稅貿易重置,其實不只是關稅政策的問題,而是對整個美國就業與投資生態的嚴重威脅。
觀察後續關稅談判的進展,若美方可以先與加拿大、墨西哥在北美合作( USMCA 是川爺在2018年談好跟人家簽了約,但在2025年就不想認了, 2025 年川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新關稅,對 USMCA 框架進入新的考驗),以零關稅換取對方在勞動、資本與資源配置上的承諾,就能為北美經濟注入新的活水;對中國商品,則可對汽車、太陽能等關鍵領域維持合理關稅,其餘項目分階段、在 18 至 24 個月內逐步調降。如此一來,不僅可保住中小企業的營運韌性,還能在維護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之間,找到一條更為務實之路。
Source: ADP, Apollo, Haver Analystic, @neilkset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