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在東京古舊書店裡發現了一本有趣的實用書-----為創作日本推理小說而寫的入門書，或說它是（此領域的）萬用辭典，也合情合理。對於這樣的奇書，我自然要通讀一下才行。在印象中，有個教學示範的案例，令我既驚訝又佩服。書中寫道：當你（作者）描述的主角是經驗老到的刑警，一趕到現場（死者房間），第一個動作即察看房間內有無遺書之類的東西。當時，我心裡起了疑惑之雲，死者是否留下遺書很重要嗎？細讀了上下文，我才發現其中的玄機：按照日本人的生命觀，年輕人自殺多半會留下遺書，而老人就沒有這種多餘和眷戀了。該書這樣寫的用意在於突顯老刑警的經驗和判斷力，以此作為小說開場的亮點，並提醒讀者推理小說並非空泛與虛構之物，它編造小說的情節與場景，全是有社會性和現實基礎做支撐的。更直白地說，這部推理小說的教學辭典定價偏高，就是有此實用經驗的含金量，所以是又好又貴的寶典。
按照這個經驗的指標，我想起四五十年前村裡發生的一件殉情命案。男主角A是兩個子女的父親，他沒有掌握實用的技能，在鄉下又找不到工作，因而到台南當建築工人。在當時，年輕壯丁外出謀生是普遍的現象，不必見怪也無需苛責。問題的癥結在於，A與女性板模工人發生了婚外情。不用說，這段戀情注定是不能開花結果的。最後，A選擇了自殺之路。他的遺體很快被送了回來，安置在老家的廳堂裡。根據好事者的轉述，A並未留下遺書，左鄰右舍一片哀戚的氣氛。現在回想起來，我只能妄自推斷，或許A曾經留下遺書，想把生前的心願全托付給遺書來表達，但它卻離奇不翼而飛了，當時參與辦案的警察，是否像日本推理小說教學入門所寫的那樣，一趕赴命案現場，仔細認真地察看「遺書」的下落？
進一步說，如果命案現場留下「遺書」，因辦案人員一時疏忽而沒找著，的確是一種沉重的遺憾。相反的情況是，若有友人和戰友臨死前寫下遺書，並委託他們將遺書完好如初送至親人手中，那麼這個遞送過程本身即如同行走在荊棘的路上。我在有馬賴義這部紀實性質的長篇小說《遺書配達人》（潮書房光人社，2016）看到了這片哀傷與悼念的雲影。在我看來，小說之所以散發強大的感染力，來自於作者親歷戰場與人間地獄的真實震撼，那種慘烈的情狀是但丁想像和建構的煉獄無法比擬的。於是，我的想像力又飛躍起來，像一隻飢餓的遊隼一樣：當年，前往南太洋戰場上的台籍日本兵們，幸運的終於踏上故鄉的土地，預知可能戰死異地的台灣兵是否藏身叢林裡仍要藉著微弱的月光留下抒情的遺書？（2025年5月14日）
